2023年3月调研报告-40篇(第64/81页)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探索 以崇信县为例

中共崇信县委党校 李宏峰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遵循和方向。"[1]乡村振兴是一片大文章，在这一热点背景下，乡村建设、基层治理越来越成为重点和难点工作，各地纷纷探索创新适应自身发展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结合笔者所在的崇信县基层社会治理，就今后如何更好提炼已有成功经验，为其他地方提供借鉴，对于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各位读者商榷。

1.崇信县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综合治理，社会治理多元化

崇信县把基层社会治理作为保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制定《崇信县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方案》，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工作机制，日常性工作中，定期召开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研判会、推进会，研究解决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督促全县社会治理工作落实见效。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验收工作为契机，积极破解市域社会治理中的难题，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推动全县基层社会治理向纵深发展。坚持标本兼治、预防为主，全面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建立了"三调联动"、矛盾纠纷联合排查、定期研判、分析化解等工作举措，就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三重一大"工作事项，做到了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评估，有效化解了社会治理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和矛盾。截止2020年8月，全县累计调处化解生产经营、邻里关系、家庭婚姻、劳资纠纷等方面的矛盾纠纷260多件，为广大群众提供法律援助230多件。

系统治理，社会治理立体化

崇信县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注重系统治理，全县社会治理工作健康快速发展。挂牌成立1个县级综治中心，建成了7个乡、镇（社区）综治中心。延伸到村一级，建立民政、社保、计生、综治、医保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配备相应的办公设施，建设符合标准的功能室，规范社会治理工作流程，做到

了事儿有人管，矛盾有人化解，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打通了。建成崇信县"三台合一"110报警平台，安装了视频监控设备376套、视频探头106个。构建覆盖城乡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网，新建公共安全视频392路，建成了安全视频点位249个。整合综治中心与"雪亮工程"建设资源，覆盖到6个乡镇、79个行政村、410个合作社，实现了县城内的重点路段、重点场所，以及乡镇街道及交通主干道路口全方位监控，侦破治安案件35起，侦破交通案件7起，帮助解决群众困难求助386起，全县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实现了全方位和立体化。

依法治理，社会治理法治化

众所周知，依法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根基。在崇信县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牵头抓总，统揽全局，把党委领导贯穿于法治崇信建设的全过程，进一步夯实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和制度基础。推进严格执法，强化依法行政，厘清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法律边界，在涉及基层治理的具体工作上，行使权力不越界。重视法治建设，把基层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化解农村基层出现的矛盾纠纷和各类问题，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形成尊法学法用法的法治习惯，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培育弘扬浓厚的法治环境，强化宪法、法律及法规宣传活动，加快建设平安崇信和法治崇信，弘扬法治文化，陪树法治理念，宣传崇信精神，开展基层法治示范县创建行动，形成了农村基层治理的良好法治氛围。

源头治理，社会治理科学化

近年来，崇信县抓住源头治理这个关键点，开展基层社会治理，防范和化解矛盾隐患，狠抓责任落实，制定《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创建崇信县工作方案》等，强化跟踪问效，月调度、季通报、年考核，基层社会治理各项目标任务充分落实。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划清了乡镇、部门的责任，就基层社会治理涉及的5个方面120项具体任务，纳入责任考评范围，明确牵头单位、牵头人、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汇聚起基层社会治理的原动力。注重防微杜渐， 狠抓特殊人群治理，摸清底数、掌握动向，开展教育和疏导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做到了治理全覆盖和事态全掌控。狠抓流动人口治理，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管人，实现了由静态治理向动态治理的转变。发挥"两新组织" 职能作用，对全县20个新社会组织和103个新经济组织，确定服务治理的重点， 帮助建立党组织51个、工会组织42个、妇女组织5个、共青团组织28个。另外， 强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全县71所学校配备了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

青少年教育形势良好。狠抓网络舆情监控，注重社情民意收集，基层治理的预见性、主动性大幅提高。

2.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分析

基层社会治理理念落后

基层政府（社区）作为治理主体在应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变化，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挑战认识不足，在促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开展针对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关爱服务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活动开展不够经常。在具体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信访不信法"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由于受诉讼时间和诉讼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极少数群众不是采取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而是宁愿选择成本相对较低、解决率高的信访途径，给基层社会治理带了诸多的不良导向，不利于弘扬法治理念，进而形成尊崇法律的良好氛围。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不畅

伴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化，部分机构被整合或者撤销，社会治理的联动机制意识没有实现有效衔接，基层社会治理重政府主导轻社会参与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基层社会治理的系统化程度不够、整体联动性不足，还不同程度存在部门之间权责不清、职能交叉现象，例如，在涉及民计民生的社保、公安、卫生、民政、教育、住建、水利等部门之间，群众因办理低保、临时救助、慢病报销、重大疾病救助等方面，信息数据共享不畅，大数据应用不够。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预判性不高，工作处理比较被动，事后处置多，事前的防范化解少，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问题没有根治。这些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群众的利益表达机制、应急处理机制，以及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等方面因素的欠缺和不足， 需要在今后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予以改进和加强。

基层社会治理难度加大

由于农村社会利益分化、群体分化、农民思想观念分化等因素，使得农村社会组织发生分化，这势必要求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也要跟着相应变化，但是，在具体的基层社会治理中依然采取传统的单一主体治理模式，容易把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对立起来，被治理者的感受往往被忽视，在引导带动农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方法比较欠缺，单一的治理主体难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例如，农村基层建办的招商引资项目，个别小企业因经营不善，融资不畅， 出现了资不抵债、拖欠农村土地流转费用问题，产生群体性上访、信访、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