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调研报告-29篇(第9/63页)

四、实施重点领域乡村建设项目

实施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着力完善脱贫地区连接产业园区、旅游景区、口岸、站场以及农村物流服务点的公路建设，推进脱贫地区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改造扩建一批小型供水工程。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加大人口较多、群众有需求的自然村公共厕所建设力度，围绕重点景区合理配建乡村旅游厕所，支持开展农村生活污水社会化治理试点，支持脱贫地区改扩建一批乡镇垃圾转运站，探索农村垃圾就地就近就农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路径。

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工程。适当增加脱贫地区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快推进"云课堂"平台建设及应用。推进市县医疗联合体建设，增强县级综合医院和县域医疗次中心服务功能，提升乡镇中心卫生院防控救治能力。完善以乡镇为中心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试行居家养老与社区集中养老相协调的养老服

务制度。

五、细化落实脱贫地区支持政策

落实财政政策。加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投入产业发展的力度，集中支持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农民工创业园建设、大型易地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出台脱贫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物业费减免政策。

创新金融政策。扩大"桂惠贷"中"三农贷"的名单制产品支持范围，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涉农企业、新型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支持推广"动产活体" 抵押、"两权"抵押和林权抵押等担保业务。

细化用地政策。加大对脱贫地区农民工创业园用地指标支持力度，指导脱贫地区用好城乡增减挂钩结余指标跨省域调剂使用政策，支持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

用好人才政策。支持全区农业职业院鼓励农业银行、桂林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选派金融干部到脱贫地区的乡镇、产业园区、国有企业等挂任金融助理。实施县管乡用、乡聘村用的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县域一体化人才管理机制。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探索及其比较 基于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侯麟军 任中平

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群众生活居住的重要场域，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场所，承载着社会建设、治理及服务的微观兜底。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也明确了政党回归社会、党委领导治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政策目标，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2]。但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基层社会结构逐渐分化，个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社区居民异质性与资源分散性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中的领导权威和作用日渐虚化、弱化、边缘化。基于此，如何发挥党组织作用，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整合基层资源、调动基层群众积极性，实现社区治理效能提升是当下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目前，学界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逻辑理路。从政党逻辑来看，党组织可以理性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强大的组织网络和再组织能力去组织、动员、整合社会。因此，在讨论纷繁复杂的社区治理现实，面对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多元利益诉求，社区治理低效甚至失效时，必须"将政党带进来"，由政党"组织社会" "引领社会"[3]。陈东辉认为，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党的执政地位、性质、宗旨使社会治理成为其不可或缺的职能，决定着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和引领作用[4]。郑长忠指出，作为社会秩序建构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社区治理不仅能够促进社区治理主体互动合作，也能保证社区治理不出现权力真空[5]。从社区治理的逻辑上看，叶本乾等指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党建创新引领要真正'下沉'到基层，组织体系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就是要实现党建创新引领与社区自治和共治的有效对接，实现党建逻辑与社区治理逻辑的契合和耦合。归根到底，党建引领必须基于社区治理而运行，而不能凌驾于社区治理之上。"

二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困境与路径。一方面，就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困

境而言，张开云等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层化、居民服务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传统的社区管理在回应诸多要求和变化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和资源不足，具体则表现为社区治理的一系列难题或'失灵'。" [7]孙涛则认为，基层党建在领导方式和组织设置上、在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上以及在组织管理和党员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制约着其引领社区治理作用的发挥[8]。另一方面，就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而言，曹海军认为在"社区工作中要抓好党的建设，使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的领头人，把各方工作带动起来，要加强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9]。张波将"互联网"纳入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中，认为"互联网+党建"既能搭建互联网平台服务群众，又能以新技术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与时俱进地拓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渠道[10]。有学者则提出以组织、动员、宣传等方式对社会组织施加影响，形成一种"嵌入式治理"模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党组织的内部领导力、平台领导力和文化领导力[11]，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主体嵌入、制度嵌入、目标嵌入等方式作为党建嵌入的具体机制[12]。对于党建如何有效激活社区治理活力，激发基层自治主体性，有学者从"参与式治理"[13]和"赋能治理"[14]的角度给出了回答。

三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师林等从"制度-效能"的视角深刻分析了天津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认为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建设，把街道与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的"主战区"， 强调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坚持治理重心下沉，实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15]。王枫云等人通过对广州市S街社区的案例分析，认为"嵌入机制和整合机制是社区融合中实现党建引领的重要形式"，而这一机制"如何激发外来群体作为治理主体的自主性是关键"[16]。陈柏峰等以豫东B街道"红色物业"为例，介绍了党组织如何通过党组织体系、党员个体双重嵌入方式，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嵌入式引领[17]。此外，还有基于河南修武、湖南浏阳、湖北武汉、广西贵港等地的实践进行的个案分析。这些研究对深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