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调研报告-29篇(第12/63页)

三是嵌入型：浙江金华的"红色网格"模式。"红色网格"是对网格化管理的继承和发展，以此为物载形式和功能单元嵌入社区治理，能有效使"悬浮

化"的党组织落地落实，夯实了治理的基础。一方面，嵌入网格的党组织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将各类组织紧密连结在党组织周围，协调网格内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利益，找到社区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形成社区治理的合力，提升社区治理的实效。另一方面，能够发挥"红色网格员"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嵌入网格的党员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协调、处理各类民生小事，在此过程中，既能培养党员干部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也能够让居民感受到社区治理参与的真实性，进而提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

四是融合型：四川成都的"五步工作法"模式。这一模式通过党委序列设立的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将分散在40多个部门的职能统一起来，高效地对社区进行统筹指导、谋篇布局，改变了以往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各自为政、社区治理凌乱分散的局面。"找党员、建组织、优机制、抓服务、植文化"五步工作法以问题为导向，弄清楚老百姓真正关心和期待解决的社区问题，并始终将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各项社区治理工作的试金石，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五步工作法"模式在社治委的引领下结束了"九龙治水就治不好水"的困局，因而是"融合型"的实践探索。

四、突出问题：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的制约因素

近些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之花在中国大地上竞相开放，北京、河南、浙江、四川等地的实践为我们了解和观察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了视窗， 但从整体上来讲，这些探索都处于初级阶段，仍旧还有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

（一）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困境

无论何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都离不开坚实的党组织堡垒。虽然各地在社区、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两新组织"中已基本实现党组织全覆盖，但部分地区党组织的数量虽然上去了，其质量却仍有待提升。

具体而言，其一，组织结构不够优化，主要表现为干部队伍缺乏优质力量。"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25]198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进一步推动基层党组织高质量发展、引领社区治理作用发挥的关键。但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一直以来都是难题，部分社区现有干部年龄偏大，年轻干部后继乏人。以四川成都X区为例，该区255个社区913名社区党组织干部中45岁及以上的有534人，占55.42%， 30岁及以上、45岁以下的共357人，占比39.10%，30岁以下的共50人，仅占5.48%

①。许多地方的社区党组织存在难选、难干、难管的现象，部分社区的领导班

子只能是"矬子里拔将军"，这一现象在广大的农村社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其二，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的能力不足。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6]591如前所述，目前基层党组织自身已存在诸多困难，加上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区党组织对人、财、物的主导性支配地位不再，能够掌握的资源也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使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时愈发捉襟见肘。总的来说， 基层党组织面临的这些现实问题，导致其在引领社区治理时仍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社区自身的发展短板

北京、浙江等地的绝大多数社区能够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雄厚的经济基础、良善的治理传统得到社区善治。但是我国幅员辽阔，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无论经济基础或是治理基础均远不及东部沿海地区，这部分社区自身的发展短板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党建引领的实效。

其一，社区发展不平衡。由于地理、经济、资源等多方面的差异，不同社区的发展和治理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性。如北京平谷、浙江金华等地的社区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较好的经济基础、丰富的资源条件，社区治理有明显的优势，能够在发展的基础之上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社区治理模式。但一些稍偏远的涉农社区以及偏远的农村社区，由于前述各项资源都比较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得到长远的发展。这也就决定了社区的发展有强有弱，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成效也就有高有低。其二，社区社会资本不够充沛。在我国，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人情社会的关系和网络中。帕特南强调了在社会资本生产中社区组织的重要性，认为它们为居民提供了面对面的互动机会，促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能够极大地促进社区治理。由浙江金华的"红色网格"模式可以看出，基层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等组织，在社区信任、参与网络以及社区规范等层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资本的存量和增量。但总的来说，部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尚不充分，他们的治理潜能尚未被完全激发，因此，社会资本的缺失和匮乏使得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依旧有限。

（三）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更多强调党组织的外部引领作用。城乡社区治理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社区自身由内而外的良善治理，党建引领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但内生的、持续性的治理动力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

成都市X社区一直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示范社区，但是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该社区油污净化设备的维修、党员认领的绿植维护、社区规约的遵守等一些较为细小但又无法忽略的工作，即使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很好的处理， 但如无党组织的持续引领便很快又面临新的问题，久之，社区治理的效果便大打折扣。此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应该是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社区是社会成员共同生活的空间，相关主体只有承担起相应的治理责任，其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才会得以强化，社区作为共同体的意义才能得以延续[27]。河南许昌的"一有七中心"规范化社区建设就是在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典型，但很多时候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似乎又仅因利益而连接，当社区治理中的某一环节有利可图时，诸多主体竞相参与其中，反之则较少关注，有的地方甚至陷入了"有利就共治，无利就共享"的僵局。显然，以利益为驱动的治理并不能持久，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后续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