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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政策解读资料汇编(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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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李伟言简意赅地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要抓住三个字--人、地、钱。他告诉记者:"从'人'来看,就是要在继续推动农业人口转移进城、降低乡村人口占比的同时,注重解决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问题,引导部分农民工返乡,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回乡,在城市长大的科技人员下乡,到农村去创业。高起点发展现代农业、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

十九大报告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李伟认为,这是从"地"的角度,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从'地'来看,就是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三权分置制度。对农用地而言,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中央已经明确再延长30年,这是同我们实现强国目标的时间点相契合的。既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又给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们再研究新的土地政策留出空间。对宅基地经营性和公益性的集体建设用地而言,要从长远考虑,根据未来乡村振兴的需要,逐步盘活,用出效益来。"

而"钱",就是要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使之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求相适应。

李伟说:"从'钱'来看就是要广辟来源、多措并举,按照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配置公共资源优先向'三农'倾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停在口头上,而要贯穿于乡村规划制订的过程中,贯穿于有关政策制定的全过程中,把发展普惠金融的重点要放到农村,加强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乡村的振兴。"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就是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努力做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十九大代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表示,这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的新要求,"十六届五中全会,曾经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做出了一个概括,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那么这次你对照的话,有四句话都不一样,新的对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我们农业农村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提出的、设定的一个新目标,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这个战略的实施,将会为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对于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韩俊认为,这比之前"四化"中提及的"农业现代化"涵盖的范围要更加宽广,"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他就涉及到农村的经济、农村的政治、农村的文化、农村的社会、农村的生态文明各个方面的建设。现在可以说,到2035年我们要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五年来,脱贫攻坚成为举国上下最受瞩目的重大工程之一,也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到4%以下。但距离2020年还有3年的时间,脱贫任务还是艰巨繁重,很多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本高、难度大、见效慢,一些已经脱贫的地区基础也比较薄弱。

李伟表示,要大力实施精准扶贫,注重提高脱贫的质量,"经过几年来的扶持,部分建档贫困户、贫困村甚至贫困县将陆续脱贫出列,对他们不能一扶了之,而是要'扶上马,送一程',继续实施现行的扶持政策,把脱贫的基础搞扎实,对剩下的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要集中力量打攻坚战,尤其是要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任务。千万不要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最后出来的数字水分很大。那么表面上讲,有的地方可能2020年的时候实现脱贫了,但是有些老百姓、农民还是生产、生活在贫困之中,这种情况在我们脱贫的工作当中一定要高度重视。"

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攻克深度贫困这一"坚中之坚"。李伟认为,提高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是根本之策、长远之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如果是集中大量的资源,实际上是可以实现收入和生活水平维度的脱贫目标。但是从长远持续的发展来看,这不能一蹴而就。人的观念也在改变,能力提高也有一个过程。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要考虑这个地区的长远的、持续的发展。只有在这些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才是高质量的脱贫。"

"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应这样理解

央广网2017年10月23日

央广网北京10月23日消息据中国乡村之声《三农中国》报道,中国乡村之声特别策划《三人话三农》,邀请两位专家做客节目,解读十九大报告涉农热点。

嘉宾: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张红宇:这五年,中央一直持续高度关注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问题,事实上,不排除有的地方在发展过程中,重工轻农、重城市轻农村。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明确提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我们要把农业摆到更高的位置,它既是一个基础产业,也是一个新生产业。

农业要为国民经济提供粮食、农产品、劳动力,甚至提供其他资源。在新形势下,农业、农村不仅要解决吃饭问题、农民收入、就业问题,同时在绿色发展、环境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也被寄予了很多的期望。所以对各级党委、政府有非常明确的要求:各项工作首先应该考虑农业、农村、农民。

提出"优先"意味着:在工作摆布上优先,在思路上优先,在任务确定上优先,在举措上优先,在考核上也要优先。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李国祥:农村不是只有农业的地方,将来和乡村旅游结合发展,增值的空间可能更大。所以把农村现代化包括进去,突破了农业的范畴。

农村现代化还包括治理体系、农村生态文明,这些都会走向现代化,让农民能够更好的过上现代化生活。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张红宇:这五点对乡村发展的概括性更强,其中的内涵和外延都比过去更加深远。

产业兴旺--农业不仅是一个提供物质产品的产业,还是一个提供非物质产品的产业。比如观光旅游休闲产业,包括乡村旅游、互联网+农村,都是新产业新业态,要让这些产业兴旺发达,就要有明确的要求和内涵。

生态宜居--我们追求的生活质量是什么?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居住环境,城市需要,农村也需要。

乡风文明--与早年提到的精神文明,道理一脉相承。我们需要关注道德观念,比如和谐农村,家庭和睦,左邻右舍和睦。让农村的每个角落都是祥和的。

治理有效--做什么事都要有规矩。党组织作为核心力量,经济组织各司其责,村民自治,形成健康有序、可持续的治理结构。

生活富裕--追求美好生活,就要落实好方方面面。

这5句话20个字,是我们下一步行动的准则,也是我们的职责担当。

李国祥:推进农村发展、振兴乡村,应该要从这五个方面开展工作,这样才能够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郑军:健全治理体系助推乡村振兴

《人民政协报》2017年10月30日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征之一。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为此,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要求,为振兴乡村指明了方向。

夯实国家治理根基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报告还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即在2020年到2035年的第一个阶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在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第二个阶段,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要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说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分步骤分阶段来完成,这为自2020年后的两个15年的阶段性目标夯实了制度基础。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报告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不仅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框架打下了基础,也为实现报告所提出的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贯彻新发展理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基石。

完善国家治理结构体系重点提升治理品质能力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人民军队政治生态得到有效治理,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报告也指出,目前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可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然任重道远。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从两个方面理解和实施,即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前者体现国家治理的数量与结构,后者体现国家治理的品质与能力。报告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框架的要求,也通过实施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创新方式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这对解决好"三农"问题,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统筹推进"三治结合"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按照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步走的战略安排,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提出了体系结构和能力品质的要求,也确定了基本实现与实现的时间节点。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不仅在于治理体系框架的构建,如报告所要求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全面依法治国、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构建环境治理体系以及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等,这体现了国家治理理念的分类治理模式,而且还在于每一分类治理的有机融合体系,如报告所提出的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要求实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既将乡村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并完善其结构,又对乡村治理提出"三治结合"模式以体现其治理能力。

村民自治作为推进乡村治理的基本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村民直接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阵地和乡村治理的重要平台。建立村党组织领导下的组织健全、自治有效、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村民自治制度,有利于调动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实现和维护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有利于促进农村建设和发展,有利于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自治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本原则,以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权利为基本内容,是在法治框架下由农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务,以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等为自治形式,如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民主理财制度、村规民约制度、村务监督制度,以达到自治固本。

法治建设既是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按中共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全过程自然覆盖到乡村。按照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的要求,必须强化依法行政,完善农业农村立法,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强化公正司法,改善农村执法、司法状况,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遇到的问题;强化法治监督,实行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强化全民守法,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增强农民法律意识,让农民信仰法律,在社会活动中感知和认同法律。实施乡村法治,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需要。

德治与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两者在价值取向和导向上相向而行。德治在乡村治理中起着基础作用,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按照中共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特别是中共十九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写进了党章,让我们更加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些均是中共十九大精神对乡村德治建设的指引。

强乡村德治建设,通过建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形式,健全完善乡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制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开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立家训家规、传家风家教,倡文明树新风、革除陈规陋习等活动,推进家风建设、文明创建、诚信建设,依法治理、道德评议等行动,实现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三共"的社会治理格局和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从而达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出的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总要求。(郑军,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大学副校长)

王东京:我看乡村振兴战略

《学习时报》2017年11月24日

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了不起,20世纪70年代末率先搞土地承包,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时隔40年,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从农村改革到乡村振兴到底有何深意?近来多家媒体希望我作解读。研究三农问题多年,当然有自己的思考,就写出来与读者交流吧。

先提一个问题:中央为何30年前未提乡村振兴战略?而且10年前也未提?不知读者怎么看,我的看法,是那时候还不到振兴乡村的时机。众所周知,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三农",然而解决三农问题却功夫在诗外,需要有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有8亿人口在农村,人均耕地不足1.5亩。试想,在这种典型的二元经济背景下,如果不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将部分农民转移进城市,农民怎可能致富呢?

经济发展既然有阶段,当然就要尊重发展阶段的规律。300多年前,威廉·配第在研究当时英国农民、工人与船员收入后发现:论从业收入,从事农业不如从事工业,从事工业不如从事商业。20世纪40年代克拉克对配第这一发现作了验证,并提出了"配第-克拉克定理"。该定理说,由于第三产业收入高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收入又高于第一产业,故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后来刘易斯提出"城乡二元经济模型",也得出结论说:工业化初期农村劳动力将流向城市。

中国近30年的经验,完全印证了上面的推断。据最新入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为5.8亿。这是说,过去8亿农村人口中,已有2.2亿转移进了城市,而且这2.2亿人口都是青壮劳动力。我想问读者,当一个国家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的时候,你觉得有可能振兴乡村吗?显然不可能。这样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之前中央为何不提"乡村振兴战略"了。

以前不提而为何现在可以提?我的解释,是中国工业化已进入到中后期,农村劳动力流向已开始发生改变。何以作此判断?请读者注意2008年这个节点,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有2000万农民工下岗返乡。而据有关调研报告称,这2000万人后来大多留在农村就业创业,并没有再进城市。事实上,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频频出现招工难就是一个信号,预示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已经临近"刘易斯拐点"。

说我自己的观察。不久前我去贵州六盘水调研,看到有不少企业家到乡村投资。这些企业家之前其实也是农民,进城打工学到技术后自己办了企业。我不解的是,他们为何不留在城市而要回到乡村投资?我分别访问过其中几位,他们的回答不约而同,皆说现在投资工业已不如投资农业赚钱。这回答我相信是真话。随着工业投资密度不断加大,利润率肯定会下降。经济学所谓"投资收益递减规律",说的就是这道理。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企业家到农村办企业会增加当地农民收入。从选择角度看,这无疑提高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比如过去农民种地年收入为5000元,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就是5000元。假定当地农民年收入增加到20000元,则机会成本就上升为20000元。再有,进城务工不仅背井离乡,而且生活费用也高,假定一年房租和孩子寄读费是20000元,这样务工收入若达不到40000元,进城务工就得不偿失。今天劳动力流动出现"刘易斯拐点",原因即在于此。

另外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超过50%,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就会转向农业部门流动。我看到的资料,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这种"逆城市化"现象,到70年代,欧洲工业化国家以及日本、俄罗斯等国也相继出现这种趋势。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接近50%,2016年底已达57.6%,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势而为,适逢其时。

以上说的是战略背景,下面再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究竟有何深意?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20字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此,中央又提出了四大举措:即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农村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或许有人说,以上举措在以前的中央文件中皆能找到,新话并不多。可我要提点的是,十九大提出的举措与之前的举措虽相同,但含义却不同。比如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中央以前主要是对农民讲,是给农民吃定心丸;而中央今天重申,一方面是对农民讲,同时也是对城市的企业家讲,目的是鼓励企业家投资农业,大胆吸收农民承包地入股,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据此分析,我们便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深意。从近期看,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决胜全面小康当然需要振兴乡村。从长远看,则是引导、支持城市资本下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通过振兴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后一点尤为重要,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如果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牢牢端在我们自己手中,后果会不堪设想。(王东京中央党校副校长)

范毅:乡村振兴战略从十九大报告看全新城乡关系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发展理念,这既切中了当前乡村发展的要害,也指明了新时代乡村发展方向,明确了乡村发展新思路,是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性转变。乡村振兴是把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要充分发挥乡村的主动性,改变过去乡村从属于城市的现实,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城乡关系。以下就乡村振兴和城乡关系问题,谈一点粗浅认识供参考。

乡村振兴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不可否认,现今我国乡村面临着凋敝和衰落的客观事实,正是针对这些问题才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此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增强乡村吸引力,构建新时代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既然使用了"振兴"一词,说明乡村曾经存在的辉煌与成就。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乡村在国家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乡村的富庶是我国盛世历史的标志,也留下了数不清的描写乡村优美田园生活的浪漫诗篇。在城镇赚钱后回乡置业曾经也是事业成功的标志,说明了乡村的无穷魅力与吸引力。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工业化进程,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以前还是以后,政策导向都是以城市和工业为核心,乡村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重提乡村振兴是对乡村地位和作用的肯定,也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乡村的地位与作用,乡村振兴与复兴也体现了我国农村在实现中国梦伟大征程中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乡村振兴是建设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欧美发达国家,一些环境优美的乡村成为了现代生活的标志和象征,生活品质也远高于城市,成为人口休闲休憩的重要区域,一些乡村庄园甚至成为了接待国家元首的外交场所。我国基本国情决定,农村人口总量的庞大,即使在城镇化成熟后,农村人口还在4亿左右,因此没有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的现代化。当前我们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乡村还是发展中的最大短板,存在着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活条件落后等现象,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消失。十九大报告把文化繁荣昌盛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然而伴随着城市和经济发展,我们的传统乡土文化在消散,一些乡村片面追求所谓现代化城市生活,建造了外表上与城市无差异的社区,农民也逐步上楼进社区,但是城市应有的相关服务又不能完全进入,乡村发展又失去了原有的乡土气息和文化。当然我国也有一些乡村,比如陕西咸阳袁家村、山东临沂竹泉村等在利用传统乡村资源,走出了一条振兴之路,也说明了乡村振兴的内在潜力。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乡村发展新动力。新世纪以来,中央加大了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从2003年开始连续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于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十七大和十八大也分别提出了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对推动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发展动力来看,政策重点侧重于城市,使用的政策手段是城市和工业对农村的反哺和扶持,把农村放在了城市的从属地位,使其被动地去接收城市发展的带动和辐射,没有从内在上激发乡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把乡村放在了与城市平等的地位上,把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更加充分地立足于乡村的产业、生态、文化等资源,更加注重发挥乡村的主动性,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这是一种思路的根本转变,确立了全新的城乡关系,乡村也要从过去的被动接收反哺,到今天的主动作为、实现振兴,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特别是结合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干部队伍建设,人才队伍的输入和建设必然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

乡村振兴明确了乡村发展的新任务。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发展总体要求,这五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产业兴旺就是要跳出单一的农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让农业成为有钱可赚的产业,由此带动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让乡村成为人民向往的美丽家园,实现新时代乡村现代化。十九大报告还掷地有声地提出"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问题是农业和农村的根本,更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由此需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让农民心中有了"定心丸",并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业生产更有效率。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饭碗不应该仅仅是粮食的数量安全,还要让老百姓吃得更安心更安全,这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乡村振兴指明了城乡关系发展方向。为适应乡村振兴的新要求,乡村要成为与城市并行的发展主体,要站在乡村发展角度去设计政策,更加注重发挥乡村主动性,充分激发乡村活力。城乡融合也是在保持乡村独立性和差异化前提下的融合发展,以差异化发展路径来突出乡村的比较优势,由此推动城乡关系改革势在必行。

一是建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机制。过去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渠道是畅通无阻的,反之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则受到了诸多制度限制。当前亟需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打破农村集体的封闭性,建立农村开放的发展制度环境。一方面乡村还会继续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另一方面也要打破阻碍农村吸纳城市资源要素的栅栏。

二是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当前在燃气、上下水、污水垃圾处理等方面城乡间基础设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也限制了乡村生态资源优势的发挥,要主动加快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的延伸,逐步消除城乡间基础设施差异,补齐乡村发展短板,让人口在城乡都能享受同等舒适生活。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的延伸,不是把城市的高楼大厦等表象向农村延伸,而是在保持乡村文化和风情的基础上,推动乡村生活品质和质量的提升,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

三是以特色小镇为载体,加快乡村振兴进程。乡村振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龙头和载体,把乡村优美环境、人文风俗、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等在空间上进行集中和集聚,推动特色产业发展,打造独具特色小镇承载产业与人口,吸引城市资源要素的流入,承接城市消费的外溢,把小镇融合到乡村中,符合当前中央有关特色小镇发展理念,也从根本上增强了乡村的内生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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