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减负赋能材料汇编（45篇）(第5/17页)
3．象征性执行
象征性执行指执行主体用轰轰烈烈走形式、认认真真走过场代替扎实的政策执行，侧重于做执行姿态、搞"花架子"，而忽视政策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矛盾的化解。在基层减负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采用了这种"套路"，以形
式主义落实反形式主义，"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结果，基层减负仅停留在嘴上、纸上，而基层负担并没有真减、实降。从短期来看，象征性执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能够给目标群体一定的心理和精神慰藉。正如有学者所言，象征性执行尽管事实上不会改变目标群体的状态，但能"使这些群体感受到政府在'关怀'他们"[20]。从"装样子"这个意义上说，象征性执行是一种"政策戏剧现象"。但是，象征性执行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关键在于目标群体的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群体终究会识破象征性执行"华而不实"的本质，从而对政策执行失去信心。一些基层干部坦言"上级不要跟我们讲减负什么的，不要再增加压力就可以了"[5]，正是这种心理写照。
（二）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存在的原因
思维定式与工作习惯
基层减负政策执行需要执行主体改变行为习惯、转变观念、提升能力。然而，传统的工作模式和惯常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成为"组织记忆"，"正所谓：'我们一向是这样干的'"[21]。在当代中国的政策实践中，"运动"是一种特殊的执行方法，受到少数干部的青睐，甚至成为其"执行风格"。在一些干部心目中，专项治理、清理整顿、集中整治等是抓落实、开展工作的"标准行动规程"。在处理熟悉的事务时，这些干部首先想到的是"标准行动规程"。然而，在惯性的作用下，这套规程也用来处理新问题。"已建立的程序常常促使组织把新问题当旧问题来处理，只要运用一套熟悉的反应即可，不管问题即便在局外人看来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2]。在这种情况下，由"标准行动规程"所强化的习惯和常规，容易成为基层减负政策执行的主导性规范，运动式思维支配着相关执行者的行为。特别是当没有合适的常规性执行手段替代时，运动式执行仍是一种"好用"的执行工具，相关执行主体对它的依赖性仍然较强。
避责与邀功
如果执行者发挥创造性和主动精神，将基层减负政策与本土实际、部门差异结合起来，"个性化"地贯彻政策，则可能面临突破政策界限和政策原则的指责。这无疑使执行者面临职业风险或政治风险。毕竟，在科层体系中，"九十九个成功顶不上一个错误"。相比之下，"一刀切"是一种较为安全的执行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在生搬硬套基层减负政策的同时，会造成"坚决落实"的姿态，既规避了创造性执行的风险和责任，又能获取上级的认可。在基层减负
成为执政党的一项政治议程、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成为执政党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的情况下，"一刀切"所蕴含的主动加码、从严从重等执行风范，能够凸显执行主体对基层减负的重视，从而能够增强政绩显示度而成为职位竞争中的受益者。总之，避责与邀功的双重逻辑催生了"一刀切"执行方式。
政策对象与政策执行者重合
基层负担过重问题的根子在上级机关和领导[23]。这里的"上级"，主要指省、市、县。某些上级搞"文山会海"、滥用考核监督权、乱签"责任状"，基层干部深陷其中、深受其苦，却无可奈何。因为在层级节制的官僚体系中，上级是"管官之官"，控制着作为"亲民之官"基层干部的"官帽子""钱袋子"。毕竟，"官僚体制的规则是控制"[24]。这种控制使基层干部处于服从地位，必须将上级的命令作为自己的"决策前提"。所以，上级改变工作作风、转变工作方式，基层干部才能成为减负政策的真正受益者。
《通知》的许多规定，正是为了约束和规制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的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政策对象。同时，他们又是基层减负政策的执行者和贯彻者，肩负着使中央的基层减负政策决定生效的职责。因为在单一制国家结构中，地方政府都是中央政令的执行者。当政策对象与政策执行者合二为一时，政策对象有更多的便利条件规避政策的规定或违背政策要求。基层减负政策的推行会损害上级（政策对象与政策执行者）的某些利益，如减少考核监督意味着权力的削减、不能与下级签订"责任状"可能使自己面临被问责风险。尽管并非所有的官员都是自利的，但是确实有少数是"完全自私的官员"。对于这类官员来说，当利益遭受损失时，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阻挠或者敷衍基层减负政策的执行。
三、基层减负政策执行的改进
由此可见，基层减负政策执行中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影响了预期效果的实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只有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才能推动有关基层减负的决策部署变为实际行动，才能收落实之功、见整治之效。
（一）强化党的执行主导地位
基层负担过重是一个关乎全局、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一问题严重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损害党的形象，破坏党群关系，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基层负担过重问题的性质界定和类型划分决定着我们看待这一问题的方式。"分析任何事物的第一步就是将其正确地归类。如果一个问题被归于一
种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那么我们对它的看法就会有很大的不同。"[25]从政治的高度看待基层负担过重问题，说明执行基层减负政策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而非单纯的行政工作。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只有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即执政党才能胜任。一项政策能否顺畅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主体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3]39。党所拥有的资源、权力、威信，使之能够成为强力推行基层减负政策的核心主体。所以，应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减负政策执行中的核心主体作用，加强党组织在基层减负政策执行网络中的主导地位，营造党委统一领导、党的工作机关和职能部门分工合作、齐抓共管的执行格局。要强化党委对基层减负政策执行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上下级的服从关系和同级部门间的配合关系，提供政策执行所需要的凝聚力[26]。要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引导各地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基层减负政策精神上来，步调一致地执行基层减负政策。要把基层减负政策执行纳入各级巡视巡察工作，用严格的党纪来规范执行的行为、环节和过程。
（二）以问责力度提升维护政策的权威性
基层减负政策列出了"减负清单"，这份清单要产生实际效果，必须辅之以精准的责任追究制度。不可否认，多数执行主体（与政策对象重合）由于意识形态规训、政治动员，或者大局意识，自愿遵守基层减负政策规定，全力执行该政策。但是，少数"逆势而行者"会机械式执行、象征性执行、变通式执行基层减负政策，甚至公然违背基层减负政策的要求。对此类行为必须严惩、"下狠手"。惩罚的威慑性可以"让人们促使自己去做某些事情，抑制自己不做某些事情，或者继续从事自己本来不愿意从事的活动"[27]。简言之，实施惩罚可以产生更多的顺从行为。但是，在当前的基层减负政策执行中，却缺乏明显的问责规定，致使基层减负政策有停留在一般性政治倡议层面上的风险。所以，要及时堵上这一漏洞，明确问责的程序、问责主体、问责类型、问责方式等，以便能够准确、迅速地对各种机会主义执行行为作出问责反应。同时，要对问责对象进行公开曝光，使之背负"违规者"的名声。
（三）形成崇尚实干的执行文化
某些执行机构比其他机构更能使其成员对自己的计划产生兴趣、激情、忠诚感，以及为之奉献的精神。这源于执行文化不同。所谓执行文化，是执行机构内部围绕执行而形成和不断传承的一套稳定、独特的信仰和信念。"其核心
是如何认识和对待执行、如何履行执行的职责和任务。"[28]优秀的执行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激励，能够产生强大的奋斗力量，激发执行主体积极行动实现政策意图。由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清谈务虚是基层负担过重的主因，相应地，塑造崇尚实干的执行文化才能整治这一问题。有学者指出，保住职位、追求职位是执行者的主要目标甚至唯一目标[29]。鉴于此，要发挥"职位"的杠杆作用，形成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让干实事、敢担当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成为职位竞争的受益者。要及时发现基层减负政策执行中的先进典型，对于在探索基层减负的治本之策、再造行政流程、主动更新知识储备等方面做出实绩的干部要及时进行表彰宣传，使实干成为执行主体共享的价值和规范。要将实干融入社会主流价值观，如将实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联系起来，使实干成为执行主体的信仰目标，增强其执行基层减负政策的自律性。
（四）推动执行信息有效流通
执行不力、假执行往往与信息流通不畅、透明度低有关。如果执行过程像"玻璃缸中的金鱼一样"透明，各种执行信息能够很快公之于众并能为高层领导人知晓，则各种错误执行行为出现的概率会大大降低。执行主体处于信息传递的"中心"位置，拥有数量众多的执行信息，但是由于保护性动机，通常不愿意主动公开执行信息，或者采用信息过滤、"报喜不报忧"等策略性行为。因此，决策者和监督者要善于通过暗访、下访、抽查、访谈等方式获取关于基层减负政策执行现状的信息，改变将看材料、听汇报作为信息反馈主渠道的做法。要将公民抱怨、投诉、举报作为重要的信息源，从中发现普遍问题的有价值的信息，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警觉。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建立媒体反映问题线索和公民表达意见建议的梳理总结制度以及重大事项、重要情况报告制度，加强对普遍问题的跟踪研究。要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促进基层减负政策执行信息的高效流通，降低公众、监督者、决策者获取政策执行第一线场景信息的成本，实现信息资源集聚、互通、共享，填平公众、监督者、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的信息鸿沟。
（五）提升基层干部的话语权
基层干部是各种不必要负担的承受者，又是基层减负政策的"终端用户"，在减什么、怎样减、减负效果如何等问题上最有发言权，"没有任何人比他们自己更了解利益所在。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鞋子夹不夹脚，穿鞋的人比鞋匠
清楚"[30]。但是，在少数地方，基层干部就像执行系统中的齿轮"，只对'产品的部分'进行工作，而对工作的结果没有控制"[31]。他们只能被动应对、全盘接受减负政策执行，对减负效果只能委曲求全。为了改变减负结果单由执行主体"说了算"的局面，提高减负政策执行质量，必须提升基层干部的话语权，发挥其主体性、主动性、主导性和自主性，使之成为基层减负政策执行的支持者、参与者、推动者、监督者和评判者。马克斯?韦伯指出"：人们唾手可得的无数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机构服从的程度'，下级'让上司感到'舒服'的程度，是一些保障升迁最可靠的品质。"[32]而对于讲真话令上司不悦的下级，上司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希望晋升的候补者"来取代他。所以，要建立基层干部讲实话的鼓励机制和保护机制，营造敢说的良好氛围。要畅通基层干部的参与通道，维护基层干部的参与权，提升其参与有效性。基层干部的参与不是执行主体"获取同意的一种手段"，也不应降格为执行主体告知基层干部应该做什么的一种工具，而是保证基层干部的心声被执行主体知晓并获得和善回应的权利。基层干部在官僚体系中地位相对较低，应借力公众参与联合社会力量获取强有力的支持，从而提升基层干部参与的效能。
（六）增强执行主体的政策认同
"表面上对规则的赞同，并不表明官员不会违反这些规则。"[33]56这里的关键是官员对所执行政策的态度。态度是行动的先导，"对于个人关于目标和情势的反应施加指令性的影响或推动力"[34]。假如官员不认同政策，甚至对之心理抗拒和漠然游离，那么即使"监督在场"可以让他们"表面上"赞同政策，但是一旦条件具备，他们仍然可能违背政策。所以，要增强执行主体对基层减负政策的认同度，促使他们从内心真正接受和认可政策要求，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在配备基层减负政策的执行者，或者专项工作机制成员单位负责人、常设机构工作人员时，要考虑人选对基层减负政策的态度，把拥护该项政策的干部优先选拔到这些岗位上。有学者指出："在一个官僚组织内部，推动某些政策的最有效的方法，常常是支持那些拥护这些政策而且能够执行这些政策的官员。"[33]58还有学者指出："赞同一项政策的某些人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和资源使之发挥作用。"[35]要引导执行主体充分认识基层减负政策的根本目标、长远价值、存在意义和合理性，认清政策对自身发展的有利影响和对自身利益的促进作用。当执行主体认识到政策效应和他们的自身利益一致时，他们就会自主调适自身的行为，主动作出更大的执行努力。要实时诊断基
层减负政策执行对执行主体的不利影响，及时反馈产生的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竭力化解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对执行主体的消极影响，减少其政策认同障碍。如转变惯常的工作方式（开会、发文等）后，一些干部产生"不会干"的问题，要积极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和"传帮带"，帮助他们克服知识空白、经验盲区、能力弱项，推动他们尽快掌握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手段。
国有企业基层减负赋能长效化机制研究
杨亮崔立伟贾磊杨慧
（2023年7月1日）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一直是党中央部署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紧紧围绕"基层减负年"相关要求，重点对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行了排查整改，基层减负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许多基层干部切身感受到会议少了、文件少了，名目繁多的"责任状"也少了。但形式主义之弊非"一日之寒"，要从根本上减轻基层负担也并非一日之功。特别是当前，在一些老问题得到遏制的同时，一些困扰基层干部的形式主义新问题有所抬头。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加重基层负担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严重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1]作为国有企业，要以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更加坚定不移加强作风建设，通过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一、构建国有企业基层减负赋能长效化机制的意义
（一）深化落实整治形式主义要求的政治担当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为基层减负工作，2023年6月15日，召开了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强调："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树牢正确政绩观，引导党员、干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多做打基础、利长远、出实效、创实绩的事。要抓住重点难点，加强统筹协调，严格责任要求，切实解决突出问题，巩固精简文件会议、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等工作成果，确保不反弹回潮。[2]国有企业应把整治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深化纠治"四风"的重要内容，持续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以减负工作的实际成效彰显国有企业的责任担当。
（二）巩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成果的必然要求
随着国企改革的持续深化，基层单位体制机制、组织运行流程以及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为基层减负已经成为深化管理提升行动的重要任务。紧盯加重基层负担的突出问题，在常态化、长效化治理上下更大气力，凝聚起基层广大干部员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共识，加快基层减负赋能常态化、长效化进程，全方位提升基础管理水平。坚定不移扎实推进基层减负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