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减负赋能材料汇编（45篇）(第3/17页)

（二）丹寨县"基层减负"成效

2019年以来，丹寨县作为中办样本监测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基层减负工作，将基层减负工作纳入县委县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作出"科学合理、实事求是的规范和统计该项工作情况"的重大决策，定期分析研判，在制度层面出台了相应的文件进行深化，在制度执行上明确了落实要求，在实施方案上细化了任务流程，做到了理论上贯彻、制度上明确、行动上紧跟上级步伐，确保基层减负工作落实落地，使文件会议、督促检查真正减得下、见实效（见表1、表2）。同时，还不断完善问责制度和激励关怀机制，关心关爱基层一线干部，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保障干部正常福利等措施。

二、丹寨县"基层减负"政策执行中的困境及原因

（一）丹寨县基层减负的主要困境

对基层减负认识不到位

基层减负是党中央的重要决策部署，但从丹寨县的执行情况来看，仍有些单位和部门对基层减负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工作落实不力，专项工作机制发挥还不够好，统筹协调推进力度不足，对基层减负重要性认识不强，仅仅停留在减少统计报表和减少会议层面理解上，尚未抓住基层干部的"累点""痛点"，对症下药。

基层工作人少事多的现象未得到缓解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乡镇，干事的人少，但各种事务纷繁复杂，一人多岗、不同身份人员混岗现象普遍存在。例如，丹寨县扬武镇的乡镇干部大多身兼多职、身负多责，党政办工作人员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会工作，人大办负责产业发展，这种人岗错位、身负多责的现象较为普遍，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和服务群众效果，导致了一些基层干部疲于奔命，有时为了应付上级各项工作任务，只能用形式主义的做法来解决形式主义的问题。此外，人员抽调借调导致原本就缺人的基层工作越来越艰辛。

会多文件多现象不减反增

近些年来，各地区各部门都一直都在致力于压缩文件、精简会议，想方设法减轻基层干部工作负担。但是在推进减负的实际工作过程中，仍出现换汤不换药的现象。例如，县里召开会议减少了，但"电话通知"多了；有文号红头文件减少了，但各类工作提示单仍满天飞，下发正式文件少了，但借助微信群、QQQ、邮箱通知等形式下发指令却呈现井喷式增长；纸质记录少了，但"电子留痕"多了；督查检查少了，但"专题调研"多了，存在随意、多头要求基层填表报数报材料，从发文开会部署工作到出工作成效留给基层的时间过短等。

指尖上负担仍然较重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信息技术和网络社会的发展愈加迅速，微信群、钉钉群、QQQ等公众网络社交平台不断嵌入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绑架"了基层工作人员。在对丹寨县的调研中发现，一名乡镇干部的手机安装上级有关部门APP竟多达20多个，诸如贵州扶贫云、贵州数字乡村、社会扶贫、扶贫建档立卡、贵州扶贫云明白栏信息核实系统、建档立卡饮水安全入户核查、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动态遥感监测数据采集、交通云平台等等，部门单位将工作安排、业务报表通过微信发布，稍不留意就会错过有关信息。

督查检查过多过频

调研发现，督查过度留痕轻实效的问题仍然存在，不少督查考核仍然存在以是否发文、有会议记录和照片等作为评价工作的依据，简单机械地以台账资料、汇报材料等评判工作成效的方式仍然存在，基层疲于填表造册、准备汇报材料的现象还十分突出。其次，上级部门考核基层工作，有的过分强调创新和亮点，要求基层单位要"争比进位"，基层单位为了在考核中获得好的名次而绞尽脑汁、花样翻新，精力耗尽、效果甚微。再次，第三方评估等代替督查检

查考核方式不断增加，很多第三方评估人员政策性过强，实际工作经验不足，在评估中仅从书面文字理解，致使接受评估的单位心理负担加重。

（二）丹寨县基层减负困境的原因

思想认识站位不高

一直以来，部分领导干部认为文山会海等形式主义问题不是原则问题，会上虽然经常强调，但思维上仍然把会议当作施令台，习惯了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工作思维，习惯了坐在办公室听工作汇报看档案的工作模式，始终抱着照葫芦画瓢、跟上面走错不了的心态，对基层减负的认识缺乏高度，政治站位不高、重视不够、落实不够有力，主要体现在执行中央、省委、州委为基层减负工作要求不严格，工作未明确专人负责、统计不合理，个别单位出现发文不规范等现象。虽然领导重视控制文件下发的数量，但是对所下发文件的落实情况督促不力，跟踪问效不到位，导致基层对文件层层转发，一发了事，甚至有些文件不接地气，"唯书、唯上、不唯实"，上级对基层乱考核、乱赏罚、乱发号施令。

制度机制建立不规范

有的单位仍缺乏健全完善的办公室工作流程规范，相关制度未上墙，"三服务"意识不够强；有的单位未建立文件收发台帐，年度收发文件底数不清，对机关党政公文条例学习不够，办文办会质量不高；有的单位对文件会议、督查检查考核计划管理随意性大，没有严格按照计划实施，计划外发文、开会、督查检查考核未按要求报批报备的情况仍然存在，容易导致文件、会议只增不减，基层减负效果甚微；相关考核指标体系设置不科学，不重实绩实效，简单以文件、会议、表格等留痕来论优劣，随意要求基层更改数据。

基层工作重心不明确

有些部门对自身的职能职责缺乏明确认识，把本应部门承担的工作转嫁给基层，间接地增加了基层工作量，基层疲于完成上级各个部门转嫁的事务，时间精力有限，为民服务质量难以提升。例如，中小学学生辍学登记任务、村民医疗养老保险参保任务、环境卫生整治等都由基层干部来办理；村民邻里纠纷，民事调解、民生服务，都要找基层干部解决。上面部门每个下来的人，布置的每一项任务，每一项调研，都要基层干部陪同，导致基层干部没有充足的精力与时间去开展工作。

手机APP的泛滥使用

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APP的使用使人们的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工作方式更加便捷，同时也成为行业之间争夺互联网赛道的发力点。随之而来的是，各级各部门APP大有泛滥之势，让基层干部在APP的海洋里迷失了方向，在当前考核仍存在形式主义和过度追求留痕、造"盆景"的情况下，APP成为基层干部"指尖上的负担"。

用一种形式主义替代另一种形式主义

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的原因，一是问责机制不完善，即只强调对督查检查考核对象进行问责，而督查检查考核者不承担任何责任风险。二是上级部门在事前只管提要求、下命令、出任务、定标准，事后督查考核问责，而缺乏对基层实际的考虑，这种惯性思维难免会导致一面反对形式主义一面又大搞形式主义、一种形式主义消弭另一种形式主义渐生的怪现象，从而导致督查检查过多过频，增加了基层干部工作负担。

三、加强丹寨县基层减负的对策建议

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了解决政绩观错位是基层减负问题的根本和关键。因此，全县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树立积极正面的价值观和政绩观；要持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专题研讨、实践总结，教育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时刻警惕错误政绩观，树立积极正面的价值取向，不断强化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增长见识、顾全大局，以全局性、长远性、基础性工作为主。上级领导更应该带头履职尽责，为下级干部做榜样表率，敢于迎难而上，敢为人先，勇于担当，当好"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当好拥护者和排头兵。

强化制度管控，落实指标减负

要推动丹寨县减负政策落实落地，必须从硬性指标入手。根据《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和《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的相关精神，守住精文减会的硬杠杆。一是要严格落实中央要求的精简文件内容、压缩文件篇幅、控制文件规格及印发传阅范围；有效控制文件总量，切实转变文风，不随意拔高发文形式、扩大收文范围，减少重复收文负担。二是要减少会议时间和次数，

一些可通过网络传达的学习文件和能通过短信息、微信群、QQQ通知的会议内容以电子文档形式进行学习和传达，减少干部开会频次和往来会议地点的路程及时间。三是以严格的制度和建立动态管控台帐，实行计划管理，跟踪服务，全面掌握全年减负任务完成情况，形成自上而下的减负执行机制体制，将减负精神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建立权力清单，规范职责下沉

理顺部门关系，指导编制职责任务、公共服务、属地管理"三张清单"，避免部门职责不清、权责关系不顺畅。一是建立基层权力清单。根据基层法定职责和县级下放事项，建立基层责任清单，公布审批服务事项目录、行政处罚目录，并公示办事流程事务。二是县级部门责任下放准入制度。部门职责向乡镇转移，必须征得乡镇同意，必须严格按照程序审批，让乡镇对职责下沉有话语权。基层有了执法权时，可以协助执法，这样能有效防止上级部门不作为，随意签订责任状，向下推责[3]。

优化工作平台，整合部门工作

要及时清理无用的微信、QQ工作群，优化工作平台。严格实行一个单位一个内部工作群、一个外部工作群，内部工作群为单位内部工作需要，只发布本单位任务；外部工作群可将本单位涉及工作的所有相关人员加入，这样既可加强单位人员的交流，也可保证工作的运转。如有保密工作，可单独建立一个工作群；针对临时性工作群，要一月清理一次，保证工作群的少而精，减轻基层"群负担"。针对手机APP过多的现状，建议压缩"留痕"考核，加大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整合，一个APP能解决的问题就用一个，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让基层工作不被手机"绑架"，以此解决"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

完善督查检查机制，削弱痕迹主义的验收方式

对工作的督查检查应探索多元化方式。确定绩效目标和评估指标后，采用多种评估方法来提高评估的有效性，避免形式主义，减少基层工作负担。一是采用开放式和意外式相组合的方式。频繁检查不仅给基层组织带来负担，而且迫使他们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跟踪。同时，听报告，看台账所获得的信息不完整，不真实，无法达到评价的效果。通过直接的现场查看，可以直接、清晰地了解基层工作进展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需求，从而更好地掌握信息。二是采用过程和结果相结合的办法。在过程中及时掌握工作开展进度，掌握好工作的时间节点，在督查检查验收的时候要根据进度情况台账进行分析，确保保质保量完成

工作。三是采用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政府绩效管理是一种内部评估，其透明度不高，它常常使基层工作人员"抬头看"，无视群众的需求，甚至提出虚假的成就，引入外部评价可以让基层工作人员"向下看"[4]。

四、结束语

基层减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又是个不得不谈的难题。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基层减负难的问题。同时，基层减负也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调整的过程，基层治理水平的提升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基层减负工作需要啃制度改革的硬骨头，涉动体制、动利益的险滩，更需要呼唤起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热情，相信有一天，政府可以理顺职责定位、充分的简政放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可以形成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惯性，我们就能够用没有"负担"的基层，实现"民生服务更有温度，民生福祉更有质感"。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回顾与展望

云南省委党校罗添仁施雁红

（2023年）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的顽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具有"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的特征，严重损害党的形象、破坏党的团结、危害党的事业。在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的各阶段，党始终坚持不懈地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展坚决斗争。

一、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转变作风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四风"问题，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1960年3月，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针对区乡工作存在的"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等问题作出指示，强调"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1980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武昌视察时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太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些实事，多做一点少说一点"。2000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形式主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是我们党的一大祸害。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必须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2007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精简会议和文件，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建立健全基层减负长效机制，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将基层减负工作落实落细，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轻了许多不必要的负担。但不可否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存在且有了新表现，成为目前党内尚存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可能会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发展。因此，破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既关系到广大基层工作人员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又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

二、靶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催生的

（一）频繁督查检查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上级有关部门的督查检查是确保政令畅通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各项政策和工作的落地落实，同时也是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踔厉奋发的重要举措，对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督查检查存在诸多偏差，比如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重留痕轻实绩、对基层体察不深等问题。这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耗费了基层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部分地方督查检查甚至还表现出"套路"特征，滋长了"脱实向虚"的不良风气。上级部门在管理过程中如果不结合基层实际情况，频繁督查检查，容易超出基层的可承受范围，对基层开展工作产生不小的副作用。

（二）层层加码

基层是党的执政根基、力量之源，也是行政压力层层传导的终点。层层传导压力原本是落实各项政策和工作的必要举措，有利于"层层压实责任"，但是在一些地方却将"压力层层传导"变为"压力层层加码"，甚至异化为压力"甩锅"。上级布置的任务，如果在向下传导的过程中不切实际地层层加码，就难以将工作落到实处，最终只会将压力不负责任地甩给基层。这种层层加码体现于督查检查、转发文件、分配任务等各个工作过程，让处于政策执行终端的基层干部有苦难言。

（三）问责滥用

"问责的震慑力来源于公信力，是建立在事实、依据、程序等都经得起推敲的基础之上。"但在实践中，问责的泛化导致了问责滥用，"下面一颗钉，上面千把锤，随时可能挨一锤"是基层干部被问责滥用催生出来的心病。问责滥用"让对工作付出大量心血的干部气馁甚至寒心"。基层干部普遍认为，既不能因为上级压力和舆论压力而选择"事情出了，总得有人担责"的方式问责；也不能泛化问责，简单地以问责数量来对治理效果进行评估；更不能打着促进工作的旗号随便"找茬"，因为这样非但不能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反而只会让基层干部束手束脚、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