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在经济发展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汇编-12篇(第2/3页)

第三，体现在区域发展方面。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的通知》精神指引下，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在各省市相继出台，使数字经济在区域间得到了更进一步优化。2019年各地区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规模占比均超过60%，西部部分地区占比接近95%。浙江、xx、广东等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较高，浙江、xx等地区产业数字化规模超过2万亿元，广东省达到3.5万亿元。但各区域之间仍然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呈现东强西弱、南优北劣的状态。东部和南部，尤其是沿海沿线省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高，新兴的信息技术相对前沿，拥有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基础和优势，在全国具有领先水平。赛迪顾问发布的《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EDI）》显示，全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融合指标平均值为30.1，东部地区达42.3，其中xx融合指标分别达到58.8、56.9、53.5，已连续两年位居前三。中部地区也在平均值之上，达到31.4。而东北和西部地区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传统产业发展相对较弱，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与东部地区相差比较大，数字经济融合指标只有21.7和21.6。总体上，各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融合发展水平上逐年提高，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了实质进展。在产业结构上各区域也呈现出不同的融合特征。在服务业数字化方面，地区间融合指数差距较大，2019年全国31个省份服务业数字化指数平均值为30.4，广东省的指数达到61.7，上海、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也达到58.8和50.8，远超其他省份。西藏、宁夏、xx等西部地区服务业数字化指数相对较低，分别为10、14.2、15.6，处于全国最低层次。工业数字化方面，东部和中部地区相差不大，"两化融合"指数平均为38.6和35.8。安徽、浙江位于工业数字化的首要地位，指数分别达到44.8、44.23。这也表明，中部地区在传统工业上积极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云南、陕西等西部地区仍然相对较弱，但在装备数控化率指数上发挥后发优势，反超中部地区，实现在工业上的数字化加速升级。在农业数字经济方面，全国农业数字化平均指数为33.6，安徽达到61，远超其他省份，成为农业数字化领域的"排头兵"，西部和中部优于东部地区，广西、西藏、湖北等地指数达到40以上。

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加快培育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

长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积极顺应数字化浪潮，多措并举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经济增长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前，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围绕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展开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推进、长江经济带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新时期大力培育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数字经济本身作为一种依托科技力量、低碳环保的发展方式，低耗能、低污染的典型特征必然能够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动力，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培育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然要求。

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需求尤为迫切。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生产总值连年攀升。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表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然而，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资源环境压力较大，长期粗放式增长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明显的损害，尤其是一些地方为了追求政绩而忽视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导致环境质量和资源状况堪忧。在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问题：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融合发展程度不高、统筹规划的力度不强、数字技术成果的转化不够到位、没有对绿色低碳发展形成有效的支撑等。随着科技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崭新的技术和生产方法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企业发展的各个环节，数字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发展模式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也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调整注入了活力。

从顶层设计上谋划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统筹规划，加快出台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规划。目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颁布了《数字经济创新引领发展规划》《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等文件，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快速发展，部分省份及城市也相继出台了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规划，形成了上下联动态势。随着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日益重要，各地区应当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颁布的相关文件基础上，充分结合本地区发展特点和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出台符合本地区比较优势的发展规划和政策举措，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强度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朝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并增加相关行业的就业机会，大力发展能源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金融等数字行业，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各级政府要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支持引导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为各地区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二是强化政策协同，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一体化发展。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意味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分工协作也越来越紧密。对于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而言，打破固有的要素市场分割和资源错配现状是关键，各地区可以适时出台区域性的发展纲领和文件，共同制定具体的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确定不同地区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等，建立健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提升政策的协同性、有效性。一些发达地区和城市群应当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强不同地区之间在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金融、数字项目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实现跨界合作、异地合作，鼓励更多的数字产业和绿色项目向中西部落后地区倾斜。

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深度融合

伴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施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尤为重要。实现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的直接方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生产要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尽可能地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污染排放。二是居民层面应当增强环保理念和环保意识。其中，数字化助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数字经济可以为能源结构优化赋能。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已经成为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掣肘，升级传统的能源消费结构势在必行，利用数字经济来支持碳交易市场、绿色金融、环境保护，实现预期的碳减排目标。数字经济蕴含着极为丰富的高质量生产要素，并拉动资本、信息、技术等资源实现高效配置，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政府部门应当精准施策，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系统。从供应端的角度继续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推动产业结构脱煤、脱碳，激发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对能源消费结构改善的动力，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绿色企业的金融支持作用。对于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生产环节，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往往通过大量的要素投入来实现规模效益和经济效益。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可以直接将节能环保技术与企业生产全流程充分结合起来，推动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还能精准研判和分析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强能耗监测和管理，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第二，数字生活引领绿色低碳新风尚。以数字货币、线上支付、5G技术为具体形式的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更多的居民直接参与到绿色发展中。首先，支付宝、微信等数字支付方式直接取代了线下支付，极大方便了居民生活，也为绿色低碳生活奠定了基础。其次，数字经济发展给绿色消费架设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和平台。必须利用数字技术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平台，积极拓展绿色消费服务和产品，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到低碳生活和绿色发展中。近年来，支付宝、微信等开展了一系列的低碳环保活动，如蚂蚁森林等，鼓励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其中，传播了绿色发展、数字低碳生活理念。不过，部分农村地区和老年人还无法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因而不能熟练地使用线上支付方式。因此，政府部门要根据各个地区和群体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举措，不能忽视这一群体在适应数字经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尽可能消除数字鸿沟。

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气候谈判"为标志，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大趋势与时代潮流。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也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必须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

如何平衡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的永恒课题，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义就是要破解全球环境气候与人类生存和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问题，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更大空间。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全球环境气候治理的综合引擎。全球变暖势不可当，《2020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高出1.2摄氏度，二氧化碳浓度已超过410百万分比浓度。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积极响应《巴黎协定》，做出碳中和承诺，这意味着未来绿色可持续经济低碳竞争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权正朝着绿色低碳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说，绿色低碳经济正成为国际经济增长引擎，一个国家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主导性和发言权，其关键性支撑力量之一就是在绿色低碳领域的竞争力与创新力。中国作为全球环境气候治理的重要力量，"双碳"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全面进入绿色低碳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中和相结合，迈向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全面转型的步伐加速，中国必将在全球环境气候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类在发展进程中探索如何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历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是对工业文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反思，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形成内生动力机制，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和空间格局。发挥政府、市场双轮驱动作用，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核心的绿色低碳革命，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也是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我国是生态文明的倡导者、践行者，也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大国，理应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与全人类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努力推进全球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满足共同富裕要求的时代选择。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可持续性是共同富裕的关键要素之一，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发展的可持续性意味着发展要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要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人力资本、技术、资源与环境高度耦合的现代化过程，本质是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可持续性问题，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协同推进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行动路径与战略选择。

全方位保障绿色低碳发展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培育未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全社会各行各业技术跨越式进步、产业跃迁性升级、消费提档升级高质量协同，推动中国经济稳步向前，既有难得的时代机遇，也有严峻的现实挑战。统筹推进区域、产业绿色低碳协调，在供需两侧形成优势互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的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用改革创新的方式做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策略、技术与资金保障。

制度保障。加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保障。202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初步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一是完善现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面向绿色转型与双碳目标，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绿色低碳经济法案。二是强调以绿色低碳环保产业为重点，加快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升级、提高服务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构建绿色低碳供应链，带动一二三产业绿色低碳升级。三是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方式改造传统流通模式，规划建设绿色低碳仓储、统筹绿色低碳配送，降低"空载率"。四是加大政府绿色低碳采购力度，逐步将绿色低碳采购制度扩展至国有企业及全社会。与此同时，还需要在发展经济与能源安全、生态安全之间寻求平衡，进一步拓展绿色高质量发展成果。

策略保障。能源系统在我国碳排放中占比约80%，是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是能源转型。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能源转型需要同时向减少碳排放、增加碳清除两个方向发力。一是减少碳排放策略，即优化调整能源、产业以及生产与消费结构。二是增加碳清除策略。系统推进碳循环和碳汇产业开发，通过植树造林提高森林碳汇能力、吸收碳排放。通过发展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二氧化碳回收清除（CDR）等技术实现人类自身二氧化碳的排放吸收。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城市消耗近3/4的能源，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城市的主体作用与集聚优势，提升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与环境治理能力，这也是保障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策略。

技术保障。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工业革命左右着世界格局的发展，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蒸汽机、电力和计算机为代表的前三次工业革命画上句号，西方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占领了世界发展的第一二梯队。新能源引领的能源革命现已到来，这是实现中国与西方强国同台竞技的一次历史机遇。稳抓能源革命新机遇，依靠科技和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发展，将科技创新作为"关键变量"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引领世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中国转向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一是发挥政府的引领推动作用，着力创新机制，完善激励引导、监督考核等各项机制。二是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形成创新联合体，服务国家战略，共推重大创新。三是加强国际绿色低碳技术合作，助力各国经济持续增长与绿色复苏。技术创新在全球走向净零排放的过程中至关重要，但由于开发这些技术需要耗费较高的研发费用，实验推广也需要积累实际运营的大规模中试数据，因此各国的协同合作是极为必要的。加速推进各国绿色低碳技术合作，构建全球绿色低碳技术共同体，助力我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

资金保障。以绿色低碳金融为抓手，促进各利益主体的协同合作，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构建提供资金支持。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测算，为实现"双碳"目标，中国在2020-2050年需要投资127万亿元。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认为，中国2030年实现碳达峰，每年需要3.1万亿-3.6万亿元；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需要在新能源发电、先进储能和绿色零碳建筑等领域新增投资139万亿元。发挥金融领域融资工具的灵活性，动员多渠道资金，支持绿色低碳产业项目，弥补能源转型过程中的资金缺口。加强绿色低碳金融能力建设，汲取各国实践经验，实现绿色低碳金融自上而下的推广与自下而上的落实有效结合。一是以法令形式制定环境标准红线，确保绿色低碳金融项目投资符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要求，客观评估拟投资项目的碳排放情况及其对空气、水源、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社会造成的潜在影响。二是创新融资模式。积极推动绿色低碳金融工具创新方面的细则落地，完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扩展绿色低碳金融体系覆盖转型金融活动的范围。三是建立健全绿色低碳金融风险防范机制、问责机制。明确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环境法律责任，引入第三方绿色低碳评估机构，加强绿色低碳金融发展监管，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环境信息披露准则，完善绿色低碳金融风险防范的制度框架，积极推动绿色低碳金融在地方落地。

高校经管人才协同育人模式创新

2018年我国正式提出"新文科"这一概念。新文科的核心要义是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融合化、时代化、中国化、国际化，引领人文社科新发展，服务人的现代化新目标。2019年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开启"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并提出筹备卓越经济管理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推动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在这种背景下，地方综合性高校应当以培养新时代经济强国建设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卓越经济管理人才为目标，以推进经济管理类专业内涵建设为抓手，紧密对接地方发展需求，跟踪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动态，融入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同时，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制定新文科背景下政产学研多元融合的经管卓越人才协同培养体系。

明确"以学生为中心"的协同育人目标。地方综合性高校需要紧跟国家发展战略，瞄准社会发展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学校发展定位，通过校政合作、产学合作、教研合作等多元合作形式，着力构建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协同育人目标。实施服务区域发展和行业发展的"双服务"战略，搭建董事会、基金会、校友会三大平台，构建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体系，培养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的"三类型"经管卓越人才。推进传统、单一、封闭、分割的育人机制向创新、多元、开放、协同的育人机制转变，实现理论与实践、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外、学校与社会、国内与国外的五个统一，有效培育高质量复合型经管人才，拓宽学生就业发展渠道，提升学校教育服务贡献能力，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构建"多元融合"的协同育人体系。地方综合性高校需要以协同育人理念为指导，展开顶层设计，转变传统发展理念和思路，推动协同育人体系由单维治理向多元联合管理转变，联合国内外院校、地方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为经管卓越人才培养提供多渠道知识和能力供给。经管类卓越人才需要着重提高工程能力、复合能力以及国际化能力。高校应发挥多元主体的优势，形成各主体间资源和能力的互补，构建政产学研协同育人体系。采用师资交流、项目合作、短期课程、专题讲座、实践实训、课题协作和线上线下课程共享等方式，在专业方向布局和结构调整、课程内容和教材开发、人才培养形式改革、实习实训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的融合协同，形成良性互动，建立利益共同体，推动新文科背景下经管卓越复合型人才培养中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促进新文科教育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良性互动，解决人才培养中知识和技能来源单一、复合性不足的问题，实现"多元协同"，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

探索"跨界交叉"的协同育人方式。地方综合性高校需要基于新文科理念，设计"跨界交叉"的教学内容体系，构建"完善知识、提升能力、开阔视野、增强素质"相统一的交叉培养模式。立足现代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要求，探索交叉培养方式，打通专业之间的壁垒和学科之间的界限，拓展复合型高层次经管卓越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方法。通过校企合作，企业可以根据行业发展趋势与自身需要培养人才，因此在培养目标上，经管卓越人才必须形成核心竞争力，其关键是要适应现代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开展全面深入的校企合作，形成长效的人才培养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全面培养熟悉中国经济发展政策，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和理财、金融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具有敏锐商业意识的卓越人才。地方综合性高校可以组织一系列活动，输送大学生到政府企事业单位实习，到科研机构进行实训实验，参加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社会调研、学科竞赛、案例分析大赛，让学生跨界交叉实践锻炼，提升综合能力。

同时，通过构建"双师双能型"教师双向流动机制，外派在职教师去政企事业单位挂职实践，提升实践能力；邀请政企事业单位的高素质人才来校兼职任教，参与课程和教材设计，兼顾学生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发展。

设计"多维递进"的协同育人进程。地方综合性高校应该基于整体的理念，科学构建培养理念、培养团队、培养内容、培养方法、培养资源等"多维"人才培养体系，按照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逐级递进推动；宏观层面，学校与企业、社会进行政产学研协同育人，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注重综合能力培养，充分尊重学生个性，自主参与政产学研平台提供的学科竞赛、课题研究、案例分析、实践锻炼和创新训练，形成整体性与个性化相统一的学习模式，完善渐进式经管卓越人才协同培养过程。中观层面，建立统一的公共基础平台和学科基础平台，在低年级侧重基础与通识教育，掌握经济学与管理学相关通用基础知识。中年级加强专业与实践能力培养，使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高年级突出卓越与创新能力教育，综合应用素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和自主教育等手段，使学生全面协调地发展。推行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三阶段递进培养模式，实施整体性、分段式、递进式培养，循序渐进推进学生学习深度和广度。微观层面，从专业层面构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辅助卓越人才协同培养。

构建"多位一体"的协同育人保障体系。地方综合性高校需要紧密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调整和完善合作机制，提高协同创新效率，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构建紧密、稳定、深层次的"多位一体"保障机制，包括创新激励机制、质量监控机制、动态评价机制、沟通协调机制和保障约束机制。在机制保障、平台引领下，融合政府、学校、企业、校友、学生多方需求，逐步建设特色鲜明的多元化教学条件，打造立体式、全方位的协同育人体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创新并实践政产学研协同培养机制。通过制度化的管理，规范高校和企业在合作育人中的职责，约束各方的行为，保障各方的正当权益，紧紧围绕人才培养和协调机制的关系，做到相互呼应、相互补充。

在新文科背景下，地方综合性高校需要以"多元融合、跨界交叉、多维递进"路径探索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集合政产学研各类组织加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经管卓越人才的培养，要以提升多方面素质能力为培养目标，发挥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使学校和企业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将卓越人才培养作为双方共同目标。要利用"研究、案例、实践、创新"等教学内容对学生实施多维度、立体化、综合性教育和训练，开展多阶段、递进式、个性化的培养机制设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正确认识并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

2022年4月，围绕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并强调"要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资本具有二重性，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内容，"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源自资本的生产力属性，"其消极作用"源自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以及"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这些表述实际上已经划定中国资本治理理论或资本调节理论框架，这是更高水平上推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