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章（一）(第55/84页)

规划的第一条原则是逻辑大于存在。规划是有其规律的，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如果规划小于存在，等于迁就存在，结果导致城市建设走向下坡路，使城市越建设越差。城市建设一定是逻辑要大于存在，做规划一定要按照规划的逻辑，不管存在多大的现实问题，一定要根据逻辑来做规划，不能迁就现状，迁就现状不是规划。可能今天做不到，可是我们的后人呢？我们的不是在规划未来吗？到了未来，我们有些问题就可以解决。

规划的第二条原则是生态大于经济。对于一个城市，该留的一定要留下来，我们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长远的追求。城市建设存在两个致命伤：一是短期行为，就是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政绩，牺牲长远。比如说大同去年拍卖了一块土地，留了15亩地，代价是3000万，那么从短期来看，我舍不舍得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二是浮躁心态，就是急于出政绩。所以生态大于经济，一个城市舍不舍得把黄金地段拿出来作绿地？

规划的第三条原则是整体大于个体，整体大于局部。规划是什么？规划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规划是创造美的过程，规划是控制美的过程。一定要把规划当成一个崇高的事业、一个神圣的事业，只有具有献身精神才能做好规划。局部都是具体的，整体是抽象的，而实际中往往都是局部大于整体。

规划的第四个原则就是历史大于现实。在整个城市规划中，凡是历史的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历史不可以再造，历史不可以复制，祖宗创造的东西，我们今天再有本事是不能复制的。我们今天应该记住两个搞建设的人：一个是梁思成，一个是林徽因。梁思成太伟大了，在1930年代骑着毛驴走遍了山西，发现了唐代的佛光寺。我向上海来的同志讲，我有的，你永远没有，历史不可以倒退，历史不可以再造，但是你有的我将来会有，再过100～200年我再造一个上海是有可能的。这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未来是可以创造的，历史是

不可以复制的。所以欧洲人对他们的文化奉若神明，对文化保护的意识非常强。德国奔驰车曾经在中国的长城上做过一个广告，在德国放映之后，德国全民反对：你奔驰车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能够上几千年古老的长城上，这是对文物的破坏！结果就取消了这个广告。名画"蒙娜丽莎"在法国曾经丢失过，结果举国哀悼。我们故宫中有多少文物都说不清，避暑山庄丢了文物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文物保护亟待加强。中国有个历史现象，中国文物保护中有一个现象就是外行人老想管内行人的事。

我们现在的文化保护存在很大的问题，应县木塔倾斜度很大，眼看面临着倾覆的危险。恰逢2004年山西古建筑专家开会，在讨论应县木塔的保护时，他们提出了三种保护意见：一是给木塔支一个棍；二是从三层隔断，三层以上吊起来，三层以下部分修好以后，在整合起来；三是国家维修。我一听，前两种意见纯粹就是胡说八道，中国的古建筑只能是国家维修，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应县木塔没有用过一颗钉子，全部是使用榫卯结构，支一根木棍既影响了景观，有破坏了它的完美性，同时固定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第二个办法，从三层隔断以后，如何才能恢复原貌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说，在大同完整地、原样地复制一个，哪天应县木塔倒掉了，大同这个就成唯一的了。我对国家文物局局长就说，古建筑专家对应县木塔提了三条修缮意见，条条都是荒谬绝伦。我现在修华严寺、善化寺等国宝，现在就留下了一个大雄宝殿，前面的大光明殿和两个配殿、山门、仪门等其他建筑都没有了，幸好梁思成先生绘制了其他建筑完整的图纸，我们就按照梁思成先生的图纸进行恢复。国家文物局要求必须先向国家文物局进行申报，国家文物局的专家认为文物不动就是最大的保护，我说你怎么不能动呢？我们几千年来都在修缮坏旧的寺庙。即使他们不批，我也要干。

结果国家文物局来查我，我就赶紧回来见国家文物局的同志，他们让我停下来，等待处理，要么拆除，要么整改。我马上就顶回去了，我说违法有两种，一种是实际上的违法，另一种是程序上的违法。在实际上我不违法，我仅是程序上的违法。我有梁思成先生的图纸，我是拯救如旧的原则，原工艺、原技术，原材料，所以实际上我不违法；第二，我承认程序违法，我给国家文物局报上去了，但是你们不批不让我干，我等不起这个时间。时间非常有限，今天拆成一糊片了，又不能建设，若是明天我走了呢？我没有时间等待，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我就和他们说，你有本事就把我这个市长免了，没有本事就别拆，这

是人民的血汗钱，你不可能给拆掉。后来我和他们说：你们回去和局长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历史的人物，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那么历史会证明，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王家大院当年是国宝吗？王家大院221户，我修起来不就是国宝吗？你怎么不让我修复呢？后来走过来，国家文物局他也挡不住，也没有办法，我官照当，我也照建。后来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我又主动去了一下，山西的古建是中国最好的，没有人比我们山西人更会做古建，实际上山西的古建就是我培养出来的。1995年修王家大院时，修那个古建时，我们的古建队伍只有七、八个人的队伍，我们只有修缮定额，没有修建队伍，基本上就是个维修，比如一个庙破了，维修就是十来个人，砖瓦很烂的。王家大院有了载体，才是大规模的上了，一直到王家大院四、五万平米，常家庄园十二万平米，榆次老城几十万平米，到了晋祠 一直在不停的在修复，所以他这个队伍是越做越大，好多人员以前是骑着自行车，现在都买下汽车了，把自己队伍做大了，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传统工艺失传了？因为社会不需要，代代相传，我们把古人的技艺、目标，都传承下来，所以宝顺书记一来，我就说，张书记，山西的古建是最好的，没人能比得过我们，木结构在中国，中国最好的在山西，山西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个是肯定的。我们这是拯救性的工作，我们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所以历史大于现实，这是我们做事的原则。

第三，我们是追求一流，还是甘居下游？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在一个地级市里工作，在一个县里工作，我们常常这样想，我们所在的地方小，我们干事业是争创一流，还是甘居下游呀？因为我们山西这个地方，长期处于一个落后的状态，好多地方不如人家。当时我回管理局，田书记、宝顺省长给我一个任务就是把晋祠宾馆修好，因为当时田书记和我说，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来，当时在一号楼洗澡，因为总理有个习惯，注重仪表，需要体现一个大国的风度。他每天中午吃了饭，休息一下，下午开会前要洗澡、梳头、捶头，不管是多会儿都是很有风度的，不像我们出来头发是乱乱的。朱镕基总理在一号楼打了肥皂拧了水笼头出不来水，后来说，那就像个小孩子在尿尿出不来水，所以总理耽误了很长时间。那个项怀成当时是财政部长，住在二号楼，项怀成说："田书记，我一晚上没睡好。"田书记就问："为什么啊"。项怀成就说，那老鼠那么大，扑腾来扑腾去，我老怕它把我耳朵给咬了。二号楼的下水道不时传出了恶臭。当时，项怀成和田书记说："老田啊，全国的国宾馆数山西差了。" 田书记说，我从青海来，难道还比青海差吗？项怀成说："青海不差呀，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