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文稿-33篇(第42/42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党中央高度重视，从制度建设入手，先后通过《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有关法律，为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基准和原则。然而由于中国对数字监管体系的构建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的规章制度、实施细则仍不完善。例如，在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上，相关陈述偏向原则性和基础性，地方政府并不能准确把握数据对外开放的程度；政策不明朗，企业面临极大的政策不确定性，对需要数据出境的业务持观望态度，给生产经营活动带来负面影响；暂无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专职监管部门，给数据安全的执法也带来了困难。

如何搭建行之有效的数字经济监管与规则治理框架？这要求政府把握好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安全与发展之间、主权与开放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在立法层面，强调网络系统安全的《网络安全法》与分别关注数据宏观层面与个人微观层面安全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共同搭建了中国信息数据安全领域的法律框架。但从抽象的法律条文到具体的条例与措施，仍有巨大的鸿沟需要跨越。因此，一方面，应当督促地方政府尽快将数据的管理办法列入本省立法工作计划，依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并结合本省数字经济的发展特点，出台地方法律法规细则，明确商业利用个人信息的合法方式，形成完备的个人信息商业利用制度闭环；另一方面，面对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美国《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案》（CLOUD）等法案强化对域外数据控制的意图，中国也应当尽快出台阻断欧美"长臂管辖"的国内法律，对其不合理的域外管辖进行反制。在执法层面，第一，中国数据的分类分级管理应加快推进，可以率先在自贸区层面进行探索，厘清一般数据、核心数据和重要数据，制定划分数据类型的目录清单，有的放矢地进行评估和管理，减轻执法难度；第二，数字经济的监管需要不同执法部门间拥有高效、畅通的信息共享机制，各执法部门应利用网络与通信技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与信息交流平台，促进执法部门之间以及与公安机关的信息数字交流；第三，培养具有专业知识的执法队伍，定期开展数据安全专业培训，强化对个人信息收集的管理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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