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文化类文稿-48篇(第5/14页)

文化学研究热。超出单一的文学研究，从文化学的角度讨论唐诗，也是唐诗研究的热点之一。陈寅恪创"以诗证史"之法，并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有充分展示。其研究着重探索隐藏于文学背后的历史底蕴，对学界深有启发。袁行霈、丁放《盛唐诗坛研究》讨论了盛唐政治与诗坛的关系，如论述唐玄宗崇信道家思想与迷信道教方术对诗坛带来的影响；玉真公主对诗人的提携于诗歌发展的积极作用；盛唐贤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对盛唐诗歌的正面推进作用；李林甫、杨氏兄妹专权跋扈对盛唐诗坛的伤害等，均从文史结合的维度作了自己的解读。邓小军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诗史释证》《古诗考释》等书，自觉运用陈寅恪的方法，对唐诗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了精到见解。傅璇琮、陈尚君、胡可先等学者，则由史学入手，探寻唐诗的历史背景，既从正史、野史笔记出发，更重视敦煌文献、地下文献、域外文献等，使唐诗研究扎根在历史的沃土中。尚永亮关注诗人贬谪与创作的关系，李浩系统考察地域、士族与诗歌的关系，戴伟华关注唐代使府与文学的关系，也有系列论著问世。孙昌武、陈允吉及李小荣、张勇等，致力于研究佛教与唐诗之关系。如陈允吉的《唐音佛教辨思录》《佛教中国文学溯论稿》论佛寺壁画与唐诗之关系，论王维、韩愈、李贺诗歌与佛教之因缘；而对于道教、儒学与唐诗之关系的考察，孙昌武的《道教与唐代文学》、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刘顺的《中唐文儒的思想与文学》，都是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任半塘开创的、以《唐声诗》为代表的唐诗与音乐研究，为其弟子们传承并发扬光大；袁行霈、陶文鹏关注绘画艺术与唐诗之交集，《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中均有精彩论述。将唐诗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对唐诗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大有益处。

新方法热。"老三论""新三论"、符号美学、新批评、阐释学、接受美学等新方法、新理论，对唐诗研究也有较大影响。这对于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有一定积极意义。如董乃斌的《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陈伯海的《意象艺术与唐诗》均用新方法解析唐诗；叶嘉莹用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法"研讨杜诗；傅道彬的《晚唐钟声》借鉴原型批评方法。但新理论的运用，一定要与中国传统理论及唐诗创作实践相结合，否则就会成为两张皮，这是要深以为戒的。近年来，用接受美学理论研究唐诗，也出现了较多成果，如陈文忠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从理念与方法、经典作品阐释史、创作影响史等方面，对接受美学理论的中国化，作了有益探讨，并对《黄鹤楼》等唐诗名篇的接受史进行个案研究。以唐代大诗人接受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博士论文，数量亦较为可观。而域外汉籍的唐诗辑佚及其研究，近年来也颇为活跃。如东亚各国，自古以来就与中国交往密切，大量汉籍早已传入这些国家，有些是中土已失传的文献，有些则与中土版本不同，足资比较与参考。这些国家的诗人、学者研究或者模仿唐诗的成果，有的也有较高水平，至少有文献价值。欧美诸国则因种种原因，保存了不少我国大陆稀见的唐诗资料，充分利用这些材料，也有助于唐诗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总之，新时期以来的唐诗研究对"文学本位"的认识尚待加强，艺术研究亦嫌薄弱。我们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指导下，充分运用我国古典诗学理论，适当借鉴西方理论中的合理部分，推陈出新，使唐诗研究迈向新的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重要论述的理论贡献

2022-09-05

关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知识界曾有过长期的困惑和争论。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探索，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文化发展道路的文明根脉、发展模式、目标愿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阐释，以独创深邃的思想丰富发展了党的文化理论和文化战略，为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深化拓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赓续文明根脉：从"古今新旧"到"文化自信"

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将欧美视为文明进步的"新"和"今"，将中国视为愚昧落后的"旧"和"古"的观念认识。在这种"古今新旧"截然两立的思维模式之下，知识界关于近代中国发展转型路径的讨论也逐渐形成了一套"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必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历史智慧和思想资源，使之融入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引领中国革命的成功。在这一深刻认识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初步突破了"古今新旧"固化思维模式的束缚，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打开了正确路径。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不忘本来"作为对待传统文化的总要求，以确立文化自信为总目标，围绕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问题提出一系列开拓性、原创性的论述，彻底超越"传统-现代"二元叙事框架，打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五千年文明之间的历史通道和逻辑通道，为确立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的重大论断，明确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使命，一锤定音地回应了知识界思想界乃至整个社会在文化认同问题上的长期争论，廓清了关于传统文化的误解偏见，提振了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内核在于"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的深刻阐释，明确揭示了中华文明之"精华"是中国道路的根源和内核，中国道路则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激发之下续写出的新篇章。这一论断彻底打破了以"古今新旧""传统-现代"框架解释中国文化道路的固化思维模式，上承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取其精华"的基本方针，下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返本开新"的发展路径，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注入了文明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邃思想，有效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疏离，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从而为"中西马"的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系统阐释开辟了广阔的理论前景。同时，这一思想对于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深刻揭示，有力解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什么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这两大原则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本质规定性，也诠释了"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这一目标愿景的丰富内涵。

深化文明对话：从"中西体用"到"文明互鉴"

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花果飘零，失其所守。如何理解和处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如何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不失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一代代知识分子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思索争论，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持续百年之久的"中西体用"之争。针对知识界思想界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要努力向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学习，但反对"全盘西化"，我们要在坚守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探索一条"洋为中用，批判吸收"的文化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这一道路的基础上，把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上升到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高度，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等重要理念，为当代中国建构民族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加深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交流提供了科学指引，同时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价值观和文明观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但不能盲目排外；他要求对于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世界文明瑰宝，要"洋为中用，辩证取舍"。习近平总书记这种兼收中西、包容世界的大文明视野，升华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洋为中用，批判吸收"方针，为确立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汲取支撑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其着力点恰在于通过推动当代中国对于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回归和认同，在理论上彻底超越"中西体用"的解释框架，走出一条激活中华文明之强大生命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之路。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进行深刻调整，西方世界信奉已久的陈旧历史观和文明观也亟须更新。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提倡以更为平等、包容、公正的多元文明观，纠正和破除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形成并长期流布的包括"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文化优越论"等在内的各种"西方中心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多元文明观，代表着非西方国家对于本土文化复兴的追求，也代表着全人类在新世纪对于一种更为平等、包容、公正的新秩序和新文明的期待。

自"文明冲突论"兴起以来，西方世界各种以种族、国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为依据人为划界、制造分裂对抗的观点言论层出不穷，这些论调与由来已久的"西方中心论"叠加之后，释放出了巨大的冲击人类世界和平发展潮流、冲击全球化进程的破坏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向国际社会忠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跨越文明冲突陷阱；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将要走向哪里，取决于我们今天选择对抗冲突还是合作共赢。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共存"，是对当前逆和平发展、逆全球化潮流的正面回应和拨乱反正，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提供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和文明观支撑。

走向文明复兴：从"德、赛两先生"到"文明新形态"

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强之道的奋斗中逐步认识到，必须从文化上思想上发动一场深刻革命，通过价值观的更新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奠定文明基石，因而发动了以"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是新文化运动的产儿，继承和弘扬了"民主"与"科学"的价值观，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树立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目标，进而在新时期提出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对新时代怎样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一根本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作了科学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遵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本原则。这三个"坚持（坚守）"，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原则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科学真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对于科学真理的信仰和追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人民情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则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坚守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坚定立场。这三个"坚持（坚守）"，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系统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根本立场、发展方向，为我们党在新时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指引。

对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重大命题，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曾经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号召；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作出了"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最新回答。这一回答清晰揭示了中国文化道路在突破"古今中西"二元思维框架之后的发展逻辑，这就是：向内接续五千年文明传统，向外学习借鉴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返本源而开新篇，创造出新的文明中心和价值中心，最终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思考和回答"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重大命题的同时，也在思考着"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他对人类文明前景的思考，蕴含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念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两者二位一体、互为表里、互相支撑、互相印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但在实践层面上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同时在价值观层面上、在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高度上，通过倡导"共同富裕""和合共生""和平发展"等价值观，为人类世界的永续、人类文明的更新提供了价值指引。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世界指出的发展方向。

总起来说，习近平总书记以"赓续文明根脉""深化文明对话""走向文明复兴"三大主题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走向，构建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理论框架，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道路问题上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大道之行，取则行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文化道路不断前进，我们必将迎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寻根追流：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2022-08-26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研究一直是百年中国考古学最为关注的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深化古代文明研究。以下在简要回顾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史的基础上，就深入开展中国文明历史研究略抒己见，盼能对相关工作有所助益。

考古学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历程

古代中国为世界主要文明古国之一的观念始自近代，1900年梁启超指出地球上有四个古文明国家，其一即为中国。在西方列强纷纷侵扰之下，这在中国近代知识界属于令人振奋的一大学术观点。然而，一些西方学者却坚持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种是西方起源的，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兴起之后更是根本怀疑由历史文献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因此，恰在这时诞生的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被寄予探究中国历史、追溯古代文明的厚望。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掘证实存在发达的"中华远古之文化"。1928年开始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以考古学探讨中国早期文明的开端。20世纪50年代河南郑州商城的发现，揭示出年代早于殷墟的商代前期都城。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发现"很像古代一大都会"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年代则更早。20世纪70年代后期，考古界明确提出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20世纪80年代关于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大景观，夏鼐、苏秉琦分别提出重要见解。接着，龙山时代城址的普遍发现深化了对史前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严文明指出，"在龙山时代，每个考古学文化大概都已走进文明社会的门槛"。

进入21世纪，随着多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文明起源研究持续深化。王巍指出，"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应当以对权力形成发展过程的考察为重点"；赵辉特别强调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历史过程。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发布：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当前，在国家科技和文物管理部门支持下，参与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各重要地区的科研机构大多正在或计划运用多省份联合的方式开展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深入研究，并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建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完善多重证据链。

由上可知，考古学探索中华文明起源走过了以殷商文明为基点向前追溯至商前期、二里头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时代中晚期包括良渚文化等文明阶段的基本历程。

考古学深入开展中国文明历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文明形成是长期复杂的宏大过程，中华文明起源应继续向前追溯。文明的肇始、诞生之前必然有一个社会复杂化文明化逐渐萌芽、产生、发展的演进历程，在确定五千多年文明史之后，追溯文明的形成基础、起源过程应是中华文明历史研究的一大重要内容。

以距今约5800年为起点往前追溯，在距今约6500年前后的史前文化中已经出现一些社会分化现象。如中原地区距今7000年至6000年为仰韶文化早期阶段，尽管从陕西临潼姜寨等遗址看仰韶早期多是凝聚式、向心式相对平等的聚落形态，但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有距今约6500年前四组沿子午线方向等距排列的大型蚌塑龙虎图案和特殊墓葬，龙形象已十分成熟，说明当时至少存在驾龙驭虎的大型墓主、小型墓葬一般平民和作为特殊墓葬被截去双腿骨者的人员身份差别。冯时更解读其为中国最早的天文宗教祭祀遗迹，反映了当时高度发达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农时意识、宗教和王权制度。在河南灵宝城烟遗址、山西夏县师村遗址新近发现了仰韶早期的城墙和城壕，防御色彩已较浓厚，与早年发掘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年代基本相当，可知距今约6500年前在黄河长江流域都出现了城址，在城乡分野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从而表明这一时期一些地区已率先出现城址与一般聚落差别，社会成员开始阶层分化。

其实再往前，在更早的距今约8500年（个别地方早至9000多年）至7000年前，一些区域一些遗址已经出现不同寻常的经济技术、文化成就和文明因素。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取得一系列考古发现，如原始栽培稻实物为我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之一；猪骨和祭祀用狗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东亚最早的家畜；渔网与集中捕捞印证水产业的初期形态；米酒和丝类残留物为最早的酒精饮料和可能制丝的证据；锲刻符号是汉字起源的重要材料；随葬成组龟甲与龟鳖奠基成为原始宗教的物化证据；绿松石瞑目类遗存为玉敛葬的滥觞；最早的随葬鼎罐壶组合证实东亚礼制的萌芽；二至七孔骨笛是世界最早的成批管乐器，堪称史前音乐史奇迹。而西平谢老庄遗址发现了年代最早的水井。这些遗存代表了裴李岗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了9000多年前定居聚落和水稻遗存，义乌桥头遗址发现东亚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和早期彩陶器，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有8组刻划在鹿角器和木算筹上的符号和中国最早的独木舟。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发现大型祭祀场和刻划精美图像的白陶器等重要祭祀遗存。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用红褐色大石块堆摆的中国年代最早的巨龙形象及一批聚落"中心墓葬"。据上可知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多区域多遗址发现了与礼乐、占卜、祭祀等中华文明特质密切相关的遗迹或遗物。这一时期已经出现较为先进和复杂的技术知识、音乐艺术、风尚礼仪、思想观念、宗教意识以及人们行为与社会习俗的传统趋向。韩建业认为，裴李岗文化已成为早期中国文化圈雏形的中心，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王巍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下一步在时间维度上再向前，探寻距今约8000年中华文明起步阶段的农业初步发展、精神文化和社会变化等面貌。

可见，深入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就应更向前推溯研究，以寻根追本、究根求源。

深化中华文明起源一体化进程路径特点、模式机制研究。20世纪80年代首先是在考古学文化方面，苏秉琦提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元的、"满天星斗"式的。学术界很快认识到在文化背后，各地社会发展应各有特点，多元一体遂成为文明起源研究的主导思想。中华文明探源也是先分头专题研讨各重要区域的文化发展和文明化道路，再整合汇总。这是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必由之路，因为深刻剖析局部才能更好认识整体，只有究明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才能深刻认识中华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

尽管已经认识到文明起源阶段各地相对独立发展，并彼此间相互交流借鉴结成一个巨大"丛体"，形成相互作用圈即早期中国文化圈。然而从总体上看，在中华文明一体化研究方面，诸如各地区早期文明交流互动具体状况、各早期文明发展去向、以哪些方式途径参与以二里头为代表的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在中华文明起源总进程中的地位作用、中华文明起源总进程道路选择的背景原因和机制特点等，或尚鲜有涉及，或还需继续深化，都亟须引起重视并倾力探讨。当前学界甚至连二里头文化来源和形成等基础问题却尚未能取得共识，更何况复杂得多的二里头文明出现的背景、过程等问题。而这恰恰是探讨夏文化及其如何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核心与引领者所必须解答的问题。

因此，在继续深入开展中国各个区域的文明化演进和文明起源过程探讨的同时，还需着重深化中华文明起源一体化进程的研究，方能整体认识中华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从根系到主干的基本面貌，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宏大发展历程。

加强中华文明延续历史和传承发展研究。纵观考古学关于中华古代文明的研究，以往工作的重点主要在于溯源，"追流"方面则显得用力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华文明故事，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这要求我们对于伟大的中华文明，在继续做好探寻来源的同时，还要努力揭示其形成后经过数千年、诸多朝代长期流传逐步演进壮大的基本历史进程，阐明其所具有的永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及其优秀基因得以传承至今的根本原因。

中华文明历史研究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强化、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起源发展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加强，是一个大课题在不同领域、不同语境的分别表述，三者紧密联系。研究中华文明的目的在于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形成演进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对于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华文化，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考古学研究中华文明的一大重要价值。除了史前文明起源阶段，历史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各朝代国家疆域的经略与拓展，国家历史观、家国一体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至今文明的强大生命力等中华文明数千年传承不绝的文化基因和社会认同，由中华文明铸就的伟大民族精神等各方面，应当是今后必须着力加强的重要内容。

唯有做好以上工作，才能明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凝聚力、向心力起源与发展的动力源泉，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必然性、合理性，认知当代中华文化的坚固根基，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才能完整认识理解中华古代文明，把握中华文化基因的发展走向，顺应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才能使中国考古学关于古代文明的研究成果真正服务国家社会，为推动鉴古知今、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作出应有的贡献。

全党全民族都要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

2022-08-25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归根结底是文化自信。前不久在四川眉山三苏祠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悠久文明历史的深厚底蕴；我们是在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培育出来的，全党全民族都要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我们要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党全民族都要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的重要论述，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就要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中华文明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哪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就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深化研究阐释，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加强挖掘阐发，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强大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