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第2/3页)

从18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幅跃升，由此迈向了资本主宰、贫富悬殊、生态破坏和侵略扩张的现代化之旅。清王朝自持"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实施闭关锁国政策，造成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以致开启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和民不聊生的屈辱近代史。以史为鉴，是否具备掌握新兴技术的能力与速度，是一国生产力能否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世界进入创新密集时代，这是各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佳时期。中国科技创新的整体水平虽然已经大幅提升，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科技创新的基础还不够牢固，创新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在一些领域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特别地，在政情、疫情和舆情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中美科技在5G、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和关键电子元器件等敏感技术领域的脱钩趋势日趋明显，美国甚至采取"小院高墙""可控依赖""低端锁定"等手段对我国进行销售渠道控制和核心技术封锁，严重阻碍全球技术合作与进步。观瞻现实，针对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步伐问题，中国也同样拥有无可比拟的先天条件及后发优势。具体来说，我国拥有推动科技创新的丰富资源禀赋，如超大规模的人口、超大规模的市场体量和完备的制造业集群等；我国政府加大对企业和科研院所的财政支持力度，缓解了这些机构进行持续科技创新的融资难题；我国以全球性视野与前瞻性战略思维加强同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科技创新互动，在开放合作中提升了科技创新能力。历史的教训、现实的趋势都启示我们，只有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跨越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科技强国梦，才能取得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赢得更大的空间和动力，从而完成现代化的追赶乃至超越。

三、新质生产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质生产力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得以形成的。新质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属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从理论逻辑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是基于我国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践；从历史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实践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及传统的社会主义更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价值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旨向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从理论逻辑看，中国共产党人对生产力的一般规定开拓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关于生产力要素创新理论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关于生产力新质理论深刻扩充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质量理论，关于生产力水平跃升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进步理论。总的来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从对生产力的一般规定看，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社会，科学都是"一般的"生产力，而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科学并入生产过程成为"直接"生产力。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进一步强调了科技创新在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更进一步地，随着科技创新的广度拓展、深度强化和融合度提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先进程度也会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改革开放后，国际间以科学技术为支柱和主要动力的经济、军事、国家实力的竞争更趋激烈，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关注如何运用科技创新赋能生产力这一问题。江泽民提出，"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胡锦涛提出，"进一步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大作用，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党中央将推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并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这为我国生产力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的提升指明了前进方向。

从历史逻辑看，在对待生产力进步的问题上，我国始终立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通过改革经济体制，自觉地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某些方面和环节，通过改革政治体制，自觉地调整和改革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并在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不同时期的国情，制定和完善正确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经济政策体系和经济发展战略。总的来说，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在所有制结构上，我国从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国有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结构，发展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构。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使国有企业占据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为政府发挥宏观调控、行政手段的作用提供了关键支撑；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保障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创业创新和创造财富，有助于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要素在各产业中迸发生机活力、实现有效组合，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系统发展。在分配方式上，我国首先改正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贯彻价格体制、工资体制改革，推进税收调节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而后明确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承认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特别是建立要素市场化基础上按要素的市场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能够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使生产力系统中人的因素高度活跃起来；健全和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机制，推进各种要素所有者的要素报酬合理化，充分调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在经济发展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经济体制上，我国首先逐步推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市场调节的全覆盖；而后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是因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我国才能加快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和高端装备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促进其向国民经济各行业渗透。正是因为发挥市场经济通过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我国才能够加快发展生物制造、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从而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实践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允许社会生产力以资本主义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更快、更好地得到满足。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正是对这一点的最好印证。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从目标导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能够比资本主义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得更好、更快，得益于我国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国顺应国家发展大势和战略需求，探索科学技术发展及与革命斗争、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路径，相继实施"向科学进军"、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科技创新动力。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用了七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时间去追赶，推动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整体性和格局性重大变化。目前，我国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实力大幅增强。例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量子信息等新兴技术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数字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北斗导航、移动通信和新能源汽车等一系列数字技术进入世界领先行列，等等。从结果导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能够比资本主义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得更好、更快，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上较之其他国家能够更稳、更快。据统计，1820～1870年，在科技进步及工业化的赋能下，美国经济年均增速为4.2％。到1950年，美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27％。而在1979～2019年间，随着科技创新的进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我国GDP年均增速为9.4％，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提高到17％。这期间，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10～202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速下降为1.78％，而中国则保持7.28％的年均增速。彼时，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是美国经济发展增速的4.1倍。未来，在新质生产力的主导下，我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将会持续缩小直至赶超。

从价值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促进物质财富的丰盈，而且有利于推动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与生活形态阶段的提升，将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纵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发现，人类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的是包括物质和文化生产在内的生产力，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生态生产"的概念，进一步拓展了生产力的内涵。也就是说，我们党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实质上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需要，促进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从理论层面研判，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科技创新已在生产力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科技创新的赋能下，生产力会向更深层次拓展，并会推动社会生产指数式发展，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从实践领域来看，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正向激励机制，将以经济层面为中心轴线，广泛辐射到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可以推动产业升级、带动区域产业分散化、促进乡村振兴、畅通城乡要素循环、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以及促使数字基础设施更加充分，前三者加强了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后三者强化了经济增长的共享性。总的来说，数字经济可以带动均衡共享式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推动共同富裕。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深化生产关系变革

一是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体制机制创新。教育、科技和人才共同构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要整体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以教育优先发展为原则，推动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并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奠定基础。要着力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突出高精尖导向，培养造就适应国家战略需要、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拔尖人才和紧缺人才。要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培养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要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并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动力。要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更好地把科技力量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以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为目的，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并为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供支撑。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打好"引才、育才、用才"组合拳，深层助推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要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急科技攻关中"挑大梁""当主角"，进一步激发其创新创造活力。

二是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尊重产业发展规律，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能够更多地释放新质生产力。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日臻成熟、已经兴起，正处于扩张期。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市场前景、投资需求、资源条件、关键技术、研发制造能力和产业生态等。因此，必须聚焦上述因素，系统性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具体来说，要制定并完善有助于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则制度，鼓励地方政府设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项资金计划，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创新构建科技支持政策体系，规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秩序、预防其无序竞争，从而延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条，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附加值。未来产业尚处于萌芽或孕育阶段，产业成长不确定性更大，培育周期也更长。因此，必须前瞻部署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要重点聚焦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和未来空间等领域及其细分领域，确定未来产业的关键技术清单、重点服务领域，打造未来产业的策源高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共同制定发展未来产业的行动方案，国家要前瞻性设计发展未来产业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各地区要结合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从优势产业特别是龙头企业中筛选、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未来产业，并因地制宜为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要重点围绕原创成果突破、产业梯度共进、创新伙伴协同、应用场景建设、科技金融赋能和创新人才聚集等方面，出台发展未来产业的配套措施，构建发展未来产业的创新创业生态，提升未来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三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要创新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生产力实现突破性发展和跨越式进步。所谓新型举国体制，并不是遵循单一的政府逻辑、市场逻辑或社会逻辑，而是坚持三者的有机整合。新型举国体制能否高效运行，关键在于要围绕如何实现科技创新建立国家科技宏观决策与咨询机制；围绕何以实现科技创新，建立跨领域、跨部门和跨区域"资源－统筹"机制，特别是健全多元化、多层次和多渠道投融资机制；围绕何"人"实现科技创新，建设高质量创新联合体，并为之探索建立相应的运行机制。基于这个行动逻辑，我国已通过设立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的方式，有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之于原始创新的主导作用。从历史经验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开展"曼哈顿工程""雷达工程"等大型科研项目，形成高效的现代科研组织体系，研制出大批战略武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组织实施大规模协同攻关，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新时代以来，由国防科工局牵头组织实施探月工程重大专项等，发挥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的制度优势，一定时限内在贡献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对此，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与之适应的组织结构、沟通方式、竞争机制和激励方式等长效机制，从而一体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开放创新。与此同时，我国已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探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之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承接作用。针对量子信息、星际探测以及涉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在内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发挥需求明确、导向清晰、参与面广和效率更高的制度优势，引导更多掌握核心技术、具备攻关能力的创新人才和领军团队积极参与，初步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对此，要进一步建立与健全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励保障和服务监管等长效机制，加快构建起、维护好支撑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良好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