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我党怎么做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老一辈革命家许多都是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诞生了像毛泽东的湖南农村调查、江西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刘少奇的湖南天华调查，邓小平的北京顺义调查，陈云的青浦小蒸调查等经典案例。其中，刘少奇的天华调查、邓小平的顺义调查、陈云的小蒸调查都发生在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背景下。回顾其做法和经验，不仅有利于我们做好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更重要的是学习这些好的做法和传统，是各级党员干部必须练好的基本功。

党史上有名的"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20世纪60年代初期，面对经济发展遇到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决定进行纠正。196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为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针对"近几年来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比较少，对情况不甚了了"的状况，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传统。他希望与会者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关于如何做好调查研究，毛泽东强调，做调查研究工作要目的明确，切忌漫无边际。鉴于这一时期农村的经济困难最突出，毛泽东提出此次大规模调查研究主要摸清的问题是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等。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附上毛泽东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并将其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定出制度，形成风气。5月，毛泽东针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中提出的调研过程中出现的"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等"十多十少"情况，将文章标题改为《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指出"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全会之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湘、粤农村进行调研，他自己也用一个月的时间乘火车离开北京，做调查研究工作和调查研究的动员工作。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深入基层，形成了浓厚的调查研究风气。这些调查研究用时短则几天，长则一个多月，掌握了实际情况，为各领域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有的调研还直接发挥了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1961年也成为我们党历史上有名的"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而被载入史册。

1961年大调研的鲜明特点：蹲、亲、实、效

为帮助大家做到情况明，中央下发毛泽东写于1930年的《关于调查工作》，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讲述了做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技巧，成为1961年大调研的重要指导。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调研，作为实践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思想的精彩篇章，有着"蹲、亲、实、效"等鲜明特点，这也是老一辈革命家搞调查研究的共同特点。

蹲，就是蹲下去，不走马观花，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是要经过相当艰苦的工作，时间太短很难全面了解情况。对此，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蹲点调查，集中一段时间，到基层单位去解剖"麻雀"，进而发现问题，理清思路，指导更大范围内的实践。刘少奇到湖南农村进行44天的调查，在宁乡蹲点6天，在天华蹲点18天；邓小平顺义调查时间近月余，对京郊农村情况有了全面真实的了解；陈云在小蒸公社蹲点调查，谢绝县里做的生活安排，吃住在农家，一蹲就是15天。

亲，就是亲力亲为，不假手于人，做了解基层的"常客"。关于调查研究的技术有很多，但被写进《关于调查工作》中的7条中有两条都与如何做到"亲"有关，一条是要"亲身出马"，一条是要"自己做记录"。唯有此，调查者才能真正做到亲眼看，亲耳听，亲自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刘少奇在天华调查，除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外，就是到田间地头走访，到群众家里走访，亲口尝农民充饥食用的野菜、糠粑粑，亲身感受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邓小平顺义调查、陈云小蒸调查时，也是亲自看、亲自问、亲自记，从而掌握到第一手的资料。

实，就是作风实，不官僚主义，善于听真话、听实话。调查研究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途径。因此，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刘少奇在天华调查时已60多岁，为了虚心求教，采取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稻草，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接近群众。邓小平在顺义调查期间，轻车简从，粗茶淡饭，平时住在火车客车车厢中，唯一一次改善伙食，还是经请示北京市委同意后加的豆腐。为听到真话、实话，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都把自己摆在小学生的位置，带头讲真话，谦虚请教，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群众也最终在他们谦虚态度引导下，讲真话、实话。

效，就是重实效，不为调查而调查，善于解决问题。1961年的大调研之所以比较成功，很大原因在于调研解决了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如邓小平在顺义芦正卷村调研时发现，当地沙地多，全村喝水仅靠一口井。在随后召开的县委汇报会上，他提出由县政府和公社拿出一部分钱帮助两眼机井，修水渠，解决群众喝水问题。事后，县委将邓小平的意见加以实施，迅速改变该村的旧貌。刘少奇在天华调研时发现，群众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提到公共食堂，便重点征求对公共食堂的意见。通过调查研究，他感到食堂不能再这样办下去，并提出解决的意见。不久后，天华的十几个食堂就陆续解散了。陈云在小蒸调查时，帮助当地农民解决了意见很大的母猪私养、自留地、种双季稻等问题。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相继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和文件，如《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以及"手工业三十五条"和"商业四十条"等，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受到了群众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