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经济主题文稿-65篇(第6/43页)

高水平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极具创新活力的经济形态，迫切需要发挥放大叠加倍增的创新效应，加快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的新动能。

加快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意义重大。首先，加快"数实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打造数字化生产力、推进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选择。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正在全面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实体经济领域，有利于通过数据赋能、创新驱动、技术变革加快实现生产工艺革新、生产效率提升、生产协同优化，并不断孵化出新业态、新产业、新动能，全方位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我国千行百业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加快"数实融合"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必要之举。加快"数实融合"有利于以数字技术为抓手，重组经济要素资源、重塑传统产业结构，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而言，加快"数实融合"可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拓展产品营销范围，为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带来全新的思维和理念，为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提供转型升级、化危为机的新机遇，对正处于下行压力的实体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推动效应。

再次，加快"数实融合"是加快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实体经济是解决就业问题、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主导力量。加快"数实融合"有利于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普惠作用，提升人民群众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加快推进数字城乡建设，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共创共享共赢的特点，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数字化转型动力。

加快"数实融合"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融合发展不充分。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已经取得一定成就，但"数实融合"在深度与广度上还不充分，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还存在着思维理念、资金投入、转型路径等现实制约，一些企业面临"不转型等死、转型是找死"的两难局面。传统企业对于数字技术应用、数据资源开发的程度也不足，尚未形成数字化渗透生产工艺的底层逻辑思维架构，难以实现数字化与企业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

二是融合发展不均衡。二者发展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化基础设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仍然较为突出，我国不同地区、同一地区不同省份以及同一省份城乡之间均存在较大差距。欠发达地区高速宽带网络、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核心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速度较为滞后，无法满足本地区"数实融合"发展需要。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三大产业中的渗透率存在明显差距。2021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的渗透率分别为10%、22%、43%，农业和工业在"数实融合"发展中的质量和速度均大幅落后于服务业，"数实融合"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是关键核心技术自立自强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是推进"数实融合"的重要基础。现阶段，我国AI、大数据分析、量子通信等核心技术领域已在质量和数量上取得发展和突破，但是在高端芯片、工控系统、EDA软件、精密机床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自主创新水平和国产化率亟待进一步提升。

四是融合发展的安全基石待强化。当前，企业与个人对于网络的依赖度不断加深，伴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一些涉及企业与个人的机密数据、隐私数据存在着被泄露和滥用的风险。同时，一些数据基础设施存在设置"后门"的可能性，极大影响着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此外，伴随着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产业与业务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但数据产权的不确定、主体责任划分的不清晰，导致二者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数据侵权、违法抄袭、利益划分不均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二者的深度融合。

加快"数实融合"深度发展。面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所遇到的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快在政策、产业、人才、安全等领域的布局，以保证"数实融合"发展有章可循。

一是持续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释放数字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在政策引导上，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扶持力度，从思维理念上帮助企业认识到"数实融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化解中小企业"不愿转"问题。在方法路径上，梳理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转型经验模式和典型案例，化解中小企业不会转、不敢转的问题。在资金支持上，加大对企业提供普惠性质的金融帮扶力度，为企业提供标准化、精准化的服务与支持，多措并举帮助企业在"数实融合"中实现敢转、会转、能转。

二是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数字经济的发展根基。针对数字基础设施区域布局不均衡、赋能作用不突出等问题，统筹规划落后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均衡布局，避免重复建设。针对三大产业构建面向细分市场的产业互联网数字平台，以产业融合应用场景创新推动互联网在三大产业中深化应用，推动各领域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数字化转型，加快提升数字技术在三大产业中的渗透率，培育全球先进完善的数字化产业集群。

三是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牢牢掌握数字经济发展自主权。以"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转型为契机，面向经济社会数字化实际需求，健全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焦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前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芯片、传感器、工业物联网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以"东数西算""上云用数赋智"等行动为契机，丰富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的应用场景，加快形成供需迭代的创新循环，鼓励企业、机构与高校深度合作，集聚多方力量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创新。

四是全面加强网络和数据安全能力，筑牢安全发展屏障。推进"数实融合"必须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原则，高度重视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后面临的安全风险挑战，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强网络安全技术和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强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做大做强网络安全产业。尤其需强化产业互联网安全，注重工控系统、工业云平台、数据要素平台等的安全防护能力建设，为"数实融合"提供安全良好的环境。

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论述，是基于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出的重大战略，对我们发挥大国经济优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之举，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破解当下各种宏观问题，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的有效手段

需求不足是当前我国加快经济恢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要使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得到根本性缓解，扩大内需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举措。通过扩大内需战略持续提升内需占GDP的比重，是抵御外部动荡、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超大经济体作用的必然路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改变内需占比尤其是消费占比不够高的格局，通过持续扩大消费率，为全面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奠定基础。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消费需求在我国内需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连续12年保持在50%以上。但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80%左右和印度、越南等主要新兴经济体70%左右的水平相比，我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依然偏低。因此，从中长期角度来看，通过持续扩大内需、激发消费潜能、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能够真正使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发展迈上新的台阶，并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赢得主动。

深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也是破解各种深层次问题的关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要素驱动发展阶段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需求不足转变为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问题，传统的数量型增长已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传统的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宏观政策难以解决大量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因此，全面启动供给侧的调整和改革成为关键之举。解决当前存在的增长质量不高、动力不足、结构不优等深层次问题，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潜在增长率，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当前和今后很多经济工作都需要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有机结合，只有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寻找到既能够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又有利于扩大当期需求的结合点。一方面，中国经济必须从短期和中期视角同时实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化解当前和未来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正如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必须"要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既要做好当前工作，又要为今后发展做好衔接"。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和协同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旨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长期增长潜力和全球核心竞争力，改革的深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循环，创造良好的循环体系，有利于扩大总需求，提高各种扩大内需政策的效率，并在中长期通过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则通过稳定市场预期和宏观环境，为供给体系的质量提升和效率改善提供运行基础，从而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实现高水平的供需良性循环和动态平衡。另一方面，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范围、实施周期、实施目标及实施主体具有很好的互补性。扩大内需更多强调宏观、短期和需求端，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强调微观、中期和供给端，前者大部分依赖于宏观调控政策，后者更多采取改革的方法，两个方面举措所达成的效果往往具有很强的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