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章（二）(第61/65页)
（三）从两相对立走向两全其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长期禁锢和束缚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致使在求保护还是求发展的问题上人们形成激烈的对峙。矛盾的凸显是片面强化传统与现代之间鸿沟之后不可避免的后果，事实上在抛弃简单片面的二元对立模式之后我们可以寻找到更为稳妥圆融的解决路
径。在以往处理此类问题上是教训多于经验，一面是为保护划定保护范围，另一面是为发展划定建控地带，二者之间寸土必争的博弈之后，企图获得一个可被双方满意和接受的限度。正是在对峙和斗争之中，现代建筑极尽气力以大体量取胜，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被肢解，厚重的历史文化气场被击碎，现代建筑亦得不到相应环境和氛围的帮衬，突兀并且扎眼地横亘于拥挤的空间内。历史文化名城中古城区的面积通常并不广阔。根据数据显示：平遥古城面积约2.25 平方公里，丽江古城面积约3.8平方公里，阆中古城面积约1.78平方公里，大同古城面积约3.28平方公里。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对传统的保护和对现代城市化的发展是一对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
早在50年代，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就提出北京古城保护的"梁陈方案"，即保护古城，另辟新区，把保护放在古城，把发展放在新区。可惜"梁陈方案" 并没有在北京得到实施，导致中华民族文化保护留下了沉重的历史遗憾。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生命体，每个时代都应当在城市发展中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记忆，因而在历史文化名城中可以有现代建筑的足迹。这种貌似正确的理论很容易把城市规划者引入歧途。作为一个消逝的时代留下的真实的凭证和纪念，历史传统建筑遗存珍贵稀缺并且不可复制再生，一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正是由于受此源源不竭的灌溉和滋养。蛮横地将今天的记忆塞进狭小的古城，直至完全将古城挤压碎裂，周而复始重新建设，这种淡漠历史记忆随时准备推倒重来的狭隘视野，往前追究是数典忘祖，往后追究是愧对子孙。宽广的文化视野和空间尺度是处理古城保护必须具备的眼界和胸怀，把传统的记忆放在古城，把现代的记忆放在新区。古城是纯粹的古城，新区是纯粹的新区，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个古、一个新，两者产生强烈的对比，对比形成强烈的冲突，冲突产生强大的文化张力，张力形成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将会给予参观者深刻的思考和绚丽的想象空间。在埃及开罗的名城保护过程中，已经蕴含着两全其美路径。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开罗，一个是中世纪的开罗，风格古典，位于市中心的狭长地带，一个是现代化的开罗，摩登时尚，位于尼罗河沿岸。在古都大同，类似的实践是以御河为分界，2008年初，大同开始采用"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名城保护基本思路，立足古城搞保护，跳出古城求发展，把保护与发展分开，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寻求两全其美、互利共赢之路。梁思成先生闪烁着时代光辉的城市规划思想在大同得到了具体的实践，
大同成为中国目前唯一严格意义上遵循"梁陈方案"保护古城的城市。
（四）从文化造假走向修旧如旧。时近60余年，在文化遗产遭遇巨大建设性和自然力双重破坏的历史条件下，寻找正确的文化名城保护之路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应当看到，在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从物质结构层面看，西方建筑多以石头结构为主，残垣、孤柱可以露天保存，展示残缺之美；中国建筑则以砖木结构为主，屋宇一旦残破不堪便难以保存，不加修复就会彻底毁灭。从文化审美层面看，西方建筑以单体高大雄伟取胜，中国建筑以群体神韵意境见长。单体孤存，没有群体绵延连续的空间背景，完全无法体现传统建筑之美，故宫群体、晋商大院、平遥古城等，都是很好的例证。但是大规模的修复工程难免触动禁止复建的底线，影响历史文化遗存的原真性，蒙受"文化造假"的责难。事实上中国文物保护自古以来就有经常保养、局部维修加固、重大修缮和复原重建等方法，这样才使许多重要的建筑得以传承下来。在范仲淹千古传颂的《岳阳楼记》中，记载的就是庆历四年春（1044年）对岳阳楼重修的盛事，以及由此引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现存之岳阳楼为清代重新修复之后的建筑，如果没有及时的修复工作，贮存在岳阳楼中一千多年的历史信息就会消失。罗哲文先生曾经提出，现存的古建筑90%以上都是经过维修加固，或重大修缮，或重修复建的。如果没有历代的修缮、复建，就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承。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可不可以进行修复，而在于将"文化造假"与"修旧如旧"区分开来。不能把文物"修旧如旧"正宗传统方法，不加辨析，笼而统之斥为"文化造假"。
遵循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四个基本方法：一是考证充分。在大量考古发掘、信息收集、调查研究、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寻找历史的依据和隐藏在历史中传承的信息，坚持设计和开工必须在充分的历史依据和专家论证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二是遗产本位。文化遗产修缮和复建必须严格遵循遗产所属朝代的营造法式，不能张冠李戴。三是"四原"保存。在历史建筑的修缮、重修、复建工程中，务必保存原来的建筑形制、原来的建筑结构、原来的建筑材料、原来的工艺技术。"四原"是鉴别文化造假与修旧如旧的试金石，"四原" 中又以原来的建筑材料为核心。中国有史以来的传统建筑大都为砖木构架，砖木结构的原材料和传统做法即为修旧如旧，钢筋水泥的材料和现代制造即为文化造假。四是浑然一体。基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独特价值和审美要求，梁思成先生提出了异于《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中"可识别性原则"
的"修旧如旧"，梁思成先生提出："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 ，"我还是认为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得焕然一新，犹如把一些周鼎汉镜用桐油擦得油光晶亮一样，将严重损害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 。根据梁思成先生的分析，修补部分最好要与原貌相协调，新旧浑然一体。中国的古城修复必须遵循这个贯穿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建筑修复的规则，坚持修旧如旧，原汁原味，保持中国传统建筑整体性的完美，真实地传承中国传统建筑独特的美学特征和美学价值。
（五）从文化包袱走向产业创新。对文化遗产价值的正确认识，是进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实践的基础。遗憾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破旧立新" 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这种观点似乎很难在短时期内立刻根除。这种观点认为：低矮破旧的、苟延残喘的老院落，饱经沧桑、满脸褶皱的老房屋，功能缺失、狭窄弯曲的老巷陌，都是城市文明进步与发展过程中沉重的历史包袱，与崭新的现代化国家格格不入，花钱保护的成本又极其昂贵，需要支付的代价也十分巨大，整个保护工作实在是得不偿失。在利益的比较与权衡中，规划者向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挥起了屠刀，希望能在一个毫无阻碍的空间中，雄心勃勃地开始伟大崭新的规划和梦想。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无力续接传统与未来之间的联系，无力思考如何在遵循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完成城市的更新和发展，这种观点甚至缺乏对历史文化遗产最为基本的尊重和善意。任何试图抹去历史印记重新设计的野心都应让位于绵延厚重的历史传统，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馈赠，但更是子孙托付我们保管的礼物。另一种认识的误区存在于：在充分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的丰厚的历史价值、美学价值、认识价值、科学价值等多重价值之后，决心尊重和善待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将其于博物馆中"藏于深闺"或者就地慎重修复保存而后不管不顾。如果文化遗产因其珍贵性被束之高阁，与城市公众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和互动，那么这一类的收藏和传承与封建王朝中王孙贵人收藏传家古董的癖好并无不同。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给予整座城市、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世界的财富，子孙后代可以并且应该从它身上不断汲取更多理想的养分、精神的能量和文明的情愫，借此创造出更大的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学者和政府应当在文化遗产向文化资源的转换中做出积极的引导和努力，而并非走向两个极端。文化遗产可以并且应该得到合理的利用，可持续性的使用是其保存的最好方式。世界上不乏以文化遗产转化文化资源而成功的城市，例如日本的京都、奈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都是依靠着珍贵丰富的文化资源，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文化旅游名城。大同也在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