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者”理论文章、心得体会汇编（57篇）(第4/19页)

三、"国之大者"的政治逻辑

近代以来，中国对政治逻辑的理解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受到西方政治学尤其是日本政治学的影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政治逻辑的理解是"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33]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对政治逻辑的理解是"思想、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3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邓小平将政治逻辑解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35]近年来，习近平强调心怀"国之大者"，认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集中表达了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政治要求，更在深层次上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逻辑的变化："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取代了"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

（一）固本培元：从利益政治向认同政治转变。固本培元最初是中医学概念，是巩固根本培养元神的意思，将其引申为政治上"国之大者"概念，意在强调维护和巩固政权的本根。本根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党和一个政权要弄清楚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问题。固本培元具有时代性，每个历史阶段都面临不同的社会环境，也会出现与其时代性质相适应的本根问题，形成特定的"国之大者"。

在农业社会时期，农业事关国计民生，"重农爱民"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维护国祚基业的本根，故将"轻徭薄赋"、"仓廪有积"、科举取士等天地、宗庙、民生、军事、教育、刑法、财税等界定为"国之大者"。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群体性崛起，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危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成为决定政权生死存亡的本根，遂将阶级斗争、富民强国界定为"国之大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家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成为"三大历史任务"，其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被界定为"最大的政治"。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日益从以"富起来"为中心的利益政治转变为以"强起来"为轴心的认同政治。利益政治偏重社会公共权威对复杂利益的分配，认同政治偏重社会公共权威对多元社会认同的整合。"富起来"主要侧重解决利益问题，在价值认同问题上采取不争论的态度，"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因此，在此种政治观指导下，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与政治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只要能够发展生产力的，都可以在实践中使用。然而，"强起来"主要侧重解决价值问题，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政治信仰，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绝不做两面派、两面人。因此，在这一政治观指导下，要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总之，"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36]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国之大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夙夜在公、勤勉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纲举目张：从改革试点向顶层设计转变。纲举目张出自战国时期吕不韦《吕氏春秋?用民》："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强调通过抓住事物的关键来带动其他环节和领域的突破。毛泽东同志曾用纲举目张来表达各项工作要抓住主要矛盾，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国之大者"尽管关乎国之兴衰危亡的命脉，但也是由众多具体事情组成的，在推进过程中要抓住重点，分清主次，找准突破口和发力点。"国之大者"重在行动，选择不同的突破口和发力点，反映了政治逻辑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在发力点上强调改革试点，鼓励基层大胆试点、试验。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39]通过鼓励基层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先试点，然后总结经验，逐步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多的人群内推广开来。无论是在农村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探索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还是在城市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综合保税区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是通过试点试验的办法启动，然后通过总结经验、及时纠正错误，进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开来。邓小平在多次会见外宾时强调，"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总之，改革试点是一种重点突破的政治逻辑，通过开展实验试点，总结经验，稳步推进。"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很多难啃的骨头涉及众多领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面对难题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改革推向前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43]"顶层设计"源自系统工程学，强调运用系统论从全局出发，开展自顶层到基层的战略构想和科学设计，将这一概念引入社会科学领域意在强调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期间提出："改革推进到现在，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出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44]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45]在随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46]为了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习近平直接担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多次强调要抓重点、抓关键，认为重要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到改革大局，是改革的重中之重。抓好涉及重大制度创新的改革，统一行动、毫不松懈，才能以重点突破牵引和带动全局，不断开创改革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顶层设计的政治逻辑日益凸显，《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雄安新区建设等一些重要战略举措，都是顶层设计的产物。

（三）居安思危：从发展政治向风险政治转变。打天下易，守江山难。居安思危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总结出来关于打天下、守江山的经验教训，比如"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于安思危，危则虑安""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等观点，总结出了很多"国之大失""国之大患"等"病国之大者也"。所有这一切，均可被视为"国之大者"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做到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居安思危出自于《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47]一个国家既有太平盛世的安宁，也有动荡乱世的危险，如果执政者沉湎太平安乐，就会有危乱亡国之险。居安思危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经验，中国历代领导人一直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在众多文献中频繁出现"市场风险""自然风险""金融风险""执政风险""风险责任"，居安思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原则。

从实行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中国政治基本上遵循以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政治逻辑。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在邓小平看来，"发展才是硬道理"，[48]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现代化建设成为最大的政治，发展成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国内来讲，发展是获得人民支持的根本条件。"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

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49]相反，"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50]从国际来看，发展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标志。发展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51]"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52]当然，邓小平也意识到风险和挑战，"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53]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必然要"冒风险"，而且"要冒很大风险"，"我们的改革不只是过五关""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54]但是，邓小平主张不要怕冒风险，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什么都怕，什么事情都办不成。"[55]此外，在面对风险时要沉着应对，"胆子要大，步子要稳"，[56]"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57]改革是化解风险的关键。"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58]总体来看，邓小平在面对风险的时候，更强调机遇的一面，强调改革开放总体上有利于我，要抓住机遇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国家安全成为关乎国际发展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中国政治日益转变为发展与安全并重的风险政治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忧患意识，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把保证国家安全视作头等大事，决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的错误，时刻牢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要求"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59]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深刻分析我国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习近平特别强调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对各种矛盾问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在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方面，强调筑牢制度防线，夯实治理根基。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6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了国家安全体系，形成了国家安全理论，完善了国家安全战略，建立了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2020年4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时强调："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治理体系，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

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与安全相互交织日益形成一个风险复合体，必须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困难、风险、挑战，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做到统筹发展与安全，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面对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一系列国际国内风险挑战，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是新时代"国之大者"的风险政治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62]"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63]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由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最根本任务决定的。因此，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智慧，"国之大者"的核心是要从政治高度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首要的责任就是政治责任，心怀"国之大者"就是要自觉讲政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对党中央精神心领神会、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能够经得起大风大浪考验。同时，心怀"国之大者"要求做到顾全大局，能够超越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小局，真正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谋划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64]只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不折不扣抓好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才能将"国之大者"落到实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助力。

论"国之大者"和国防安全

冯维江

国家事务林林总总、纷繁复杂，如果巨细无遗地排上治国理政的日程，"眉毛胡子一把抓"，可能让决策者焦头烂额甚至望洋兴叹无从下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决策时必须聚焦国家事务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聚焦"国之大者"。

具体来说，"国之大者"应符合三个特征。第一是全局性，即对国家的中心任务有全面而又重大的影响，或促成其实现，或掣肘其实现，甚至颠覆国家本身。第二是动态性，即该事务影响的范围、强弱、性质随时间发生变化，无法或难以依靠常规的程序来处理。第三是综合性，即该事务及其演变而衍生出的事端涉及的领域或区域非常多且相互交织，需要较高层级来开展跨部门协调、决策及部署。"兵者，国之大事。"国防安全自古以来就是符合上述特征的"国之大者"，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的中国尤其如此。

国防安全事关国内国际发展安全"国之大局"

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安全一直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的重大事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严峻威胁，中共中央关于国防安全有持续和大量的部署，建设强大的国防军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国防安全长期以来是和生产及经济建设密不可分的重大事项。第一，国防安全是和经济建设并列的大事。1950年9月，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致的祝辞中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第二，国防安全力量是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指示，"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人民解放军除了担负保卫国防、肃清土匪、巩固治安、加强训练等项任务之外，已有余裕时间参加生产建设工作。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①第三，国防安全和经济建设、工业发展等存在需要统筹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一方面，"国防不可不有"，"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另一方面，"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如果真正想要、十分想要原子弹，"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第四，经济产业布局等要考虑国防安全的要求，又不能唯国防安全的要求。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陈云同志曾指出，企业的布点"要考虑到国防安全的要求"，他也对"过去在工业布局上只考虑国防安全，而对劳动力、吃饭问题、运输问题都没有加以考虑"提出过批评。1966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立足国防战略布局抓三线建设"的方略。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作出"战争可能延缓爆发"乃至"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重大判断，军队建设由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之下，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中国军队加强了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国防安全具备了一些新的特征。第一，国防安全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邓小平同志提出，"国防建设必须明确服从经济建设"，军队各个方面都与国家建设有关，要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千方百计先使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国力强了，才有条件发展更好的现代化国防。邓小平同志还提出，特别要汲取苏联因为国防负担太重而"翻不起身"，军工力量一马当先、不能带动民用工业和经济技术等教训。要"精打细算"搞国防，精简机构和人员，为军队"消肿"，在不增加军费预算占国家财政开支比重的前提下把钱用好，真正用到增强战斗力上。第二，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提出，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特别在发展高科技方面，要急起直追；要推动部队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化、制度化，相关人员搞成可以按干部待遇升级的"辈子兵"，部队减人不要减这批人。1997年底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明确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②这一时期，中央还十分重视科技对国防安全及现代化的作用。胡锦涛同志曾号召科技工作者，紧紧抓住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国防安全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关键性作用的重大科技课题开展研究。第三，将国防安全作为与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并列的重大安全领域。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新形势下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胡锦涛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国防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新时代，立足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新要求，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国防安全及能力建设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第一，正风肃纪挽救人民军队，为新时代国防安全构筑坚实政治基础。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个时期，军队面临严重政治风险。2014年，中央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确立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中央还坚决查处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重整政治纲纪、纯正政治生态，作出一系列政治设计、制度安排和开展主题教育，夯实了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思想政治根基。③第二，推动军队整体性革命性重塑，全面提升备战打仗国防安全能力。通过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基本框架。大力纠正"和平积弊"，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积极开展军事斗争准备和战斗精神培育，显著提升军队威慑实战能力和国防安全保障水平。第三，升级战略安排，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推向新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军队现代化在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军事理论现代化方面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方面，实现了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塑，重新划设五大战区，成立陆军领导机构，将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组建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确保了党对全国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军事人员现代化方面，重塑人员结构和规模比例，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大幅压减干部数量，扩大文职人员规模，充实一线部队，总员额裁减30万，但作战部队人员总数不减反增。武器装备现代化方面，我军坚持把武器装备建设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以作战需求为牵引，紧跟世界军事科技发展方向，超前规划布局、加速发展步伐，武器装备技术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武器装备总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在已有基础上，中央继续谋划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不断壮大新型作战力量，加速更新换代主战武器装备，推动人才培养、国防动员、军事外交、军事理论研究等工作取得全面进展，立体塑造新时代国防安全。

形成国防安全能力的"国之大要"

国无防不立。国防自身要立起来、立得稳，要能为民族复兴提供可靠安全保障，也有赖于若干重要的支撑性因素或结构的托底。这些支撑性因素或结构就是形成国防安全能力的"国之大要"。

第一，以正确理论引导形成维护国防安全的科学方法、坚定意志和高度的荣誉感、责任感。科学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其一经掌握群众并运用于实践，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对保障新时代中国国防安全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强大有力的理论武装。习近平强军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关于强军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关于强军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关于强军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关于强军之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关于强军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提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推进重大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关于强军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推动实现治军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第二，实施适应国际格局演变趋势和特点的国防安全政策和战略。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国际战略态势总体稳定，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演变加速，国际秩序继续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进，"东升西降"趋势已成、难以逆转；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社会稳定，世界处于新旧格局转换、新旧秩序更迭、新旧体系交替的敏感期，"西强东弱"存量格局依然存在，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共振，国家安全问题更加复杂。在此背景下，我国奉行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有必要通过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强化对地区和平发展及全球战略稳定承诺的可信度。

第三，形成深厚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强大的国家财政能力。经济建设和财政能力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江泽民同志强调，"要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国防安全，必须努力建立强大的国家财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国防建设服务经济建设大局，保持适度国防安全支出增长。从1978年到1987年，国防建设处于低投入和维持性状态，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当年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14.1%，国家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10.4%，同期国防费年平均增长只有3.5%。从1988年到1997年，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基础上加大了国防投入，GDP按当年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率20.7%，国家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15.1%，同期国防费年平均增长14.5%。尽管如此，当时我国军费开支同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无论从绝对数看还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都是低的。1998年，国家直接用于军队建设的经费，大约相当于美国军费的二十分之一，相当于英国、法国、日本各自军费的三分之一。④1998到2007年，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基础上保持了国防费稳步增长。GDP年平均增长12.5%，国家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18.4%，同期国防费年平均增长15.9%。2008年到2019年，在较高基数的背景下，我国GDP和财政支出增速较上一个时期略有放缓，年平均增长分别为11.5%和13.8%，国防费年平均增长10.8%。从国际比较看，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的较强经济增长支撑下，中国国防支出有了长足进步，但与美国差距仍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