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基本经验新探(第2/2页)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中国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还不是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不仅致力于政治斗争，夺取政权，而且积极开展思想斗争，克服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思潮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不断提高和扩大。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同时，在党内也多次进行反对"左"倾和右倾思想的斗争。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经验，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确立了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针对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改正方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过三次反对"左"倾思想的斗争，即反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的教条主义。同时，也同右倾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国民革命时期，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对蒋介石、汪精卫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一再妥协退让，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王明提出只要联合、不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错误主张，一度在党内造成思想上的混乱，给党的各项工作带来一定损失。无论"左"倾还是右倾，其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在本质上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同这些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同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思潮斗争的过程中，党在思想上理论上不断成熟，并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践，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引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新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说服力不断增强，逐步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适应社会制度的变革，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存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洋奴思想、国民党反动派思想残余等敌对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清算，并通过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和学习宣传活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国家思想观念体系中的主导地位。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在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判断人们在政治生活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突出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内出现怀疑、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倾向，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冲击和影响。对此，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反对"两个凡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思想领域的斗争，廓清了是非，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社会出现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些自由化分子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同时还开展了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斗争，开展了揭批"法轮功"的斗争。进入新世纪，我们党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同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观等错误社会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尖锐。从国际上看，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更加深刻复杂。西方敌对势力把我国的发展进步视为对西方制度模式和价值观的威胁，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掠夺论""中国不负责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全输论"等奇谈怪论，目的在于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国内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思想上鼓吹"普世价值"、政治上宣扬"宪政民主"、经济上主张"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质疑我国历史文化、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和思潮也暗流涌动、此起彼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31}。习近平强调，"对各种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要敢抓敢管，对各种错误思想必须敢于亮剑，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32}，要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传播提供渠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并针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对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思潮进行深入批判，划清是非界限，对新闻舆论、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加大工作力度，使这些领域的意识形态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

六、建立和完善宣传思想工作体系和宣传制度

意识形态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由于其利益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由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地位决定的。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还是居非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要么是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制度，要么是为了批判现存的政治制度。但是，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不是无条件的自发的过程，而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交互影响甚至斗争中实现的。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与这个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为之服务。同时，这个阶级也必然通过一定的形式塑造、发展和壮大本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并通过逐步建立完善的宣传思想工作体系和宣传工作制度，提高宣传工作的效果，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说服力。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有关于宣传工作的专门规定，一大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还下设了负责宣传的机构宣传部。1923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颁布《宣传教育委员会组织法》，成立了宣传教育委员会;1924年5月又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随着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展开，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宣传文化工作。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通过了《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的决定，并于1928年10月提出要设立"一普通的文化機关以指导和批判全国的思想和文艺"。据此，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直属中央宣传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1930年3月，在"文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左联"，此后，又相继成立了一系列文化团体。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职能已经从原来宣传教育领域扩大到社会文化领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范围进一步拓展。

延安时期，意识形态斗争多元复杂。面对国民党的反动思想说教和日本侵略者的殖民思想影响，中国共产党大力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设。党中央先后发布一系列指示、工作提纲，对宣传部门设置、宣传工作内容及原则等作出明确规定。1943年，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宣传机构设置，在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之下设宣传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由四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担任书记。宣传委员会的职责是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中央文委、出版局的工作。党的宣传工作体制的健全，为有效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此时，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党的工作重心将从农村转到城市，从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适应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建立和完善了登记许可制度、新闻审查制度、请示报告制度、保守秘密制度、新闻发表制度、新闻内参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为新中国新闻宣传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任务。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着手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的宣传文化体制。1949年12月5日，颁布《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明确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门要负起管理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责任。据此，政务院成立了文教委员会，地方也成立了相应的文化管理机构。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对宣传思想工作作出制度化体制化安排。此后，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与调整各级党委宣传部的工作和机构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共中央关于检查和督促建立宣传网的指示》等文件，初步形成了一套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宣传思想工作领域法律法规、制度条例建设。1989年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1997年颁行《广播电视管理条例》、2000年颁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5年颁行《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等等。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宣传文化体制改革也开始启动。特别是2003年以来，我国宣传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宣传体制上，为适应社会分层化、信息网络化与社会思想多元化的需要，构建了大宣传格局、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及新媒体管理制度、社会舆情监测机制等;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2005年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通过改革，文化管理初步实现了从"办"向"管"、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管理为主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亲自主持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宣传工作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党中央就宣传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新时代宣传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全面提升。2019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这是宣传领域的主干性、基础性党内法规，以刚性的法规制度为全党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和支撑，标志着宣传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在党的宣传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2019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并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等方面部署了制度建设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为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七、着力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文化传统的综合表达。每个时代都有反映这一时代的话语体系。作为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特定的范畴、概念所构成的思想体系，话语体系随着社会变迁而发展、变化。在阶级社会中，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主张，为其统治合法性进行辩护，是统治阶级的一项重要任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到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面临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逐步壮大革命力量，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完成革命任务，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与时代特点和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相适应，党努力打造体现、反映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利益和要求的话语体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是诠释革命话语体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为开展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提供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因此，"革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中心词。与该时期相关的革命阶段、革命领导力量、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动力等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在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系统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方式、阶段、动力、领导权等问题，构建了自己的革命话语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意味着国民党在理论上开始失去领导权，也是中国共产党逐步在理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此阶段，新旧政权更迭，工农业生产落后，国民经济萧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艰巨复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着力对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进行改造，打造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话语体系。新的话语体系的主要特点从当年的口号和标语等就可窥见一斑，如"抗美援朝""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走合作化道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与此同时，大量反映时代精神和要求的文学艺术作品应运而生，并通过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形式，使新的话语体系逐步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融入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构成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话语体系开始出现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口号、标语，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等，话语体系中"改革"特色日益鲜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体现时代特点、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概念和思想体系，构成了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表达范畴，如突出了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共同富裕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强调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的发展，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获得更多了解和认可的同时，也有一些对中国发展的曲解和误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形势中，中国发展日益受到各方关注。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对中国的各种看法和评价众说纷纭，其中有'唱多，也有'唱空，还有'唱衰，有赞许、理解、信心，也有困惑、疑虑、误解。"{33}从国内看，"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也对主流话语体系形成冲击。因此，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关切、"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迫切需要，也是坚定"四个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核心地位的客观要求。

十八大以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中国话语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建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开创性、时代性的思想观点，为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舆论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但这个格局不是不可改变、不可扭转的，关键看我们如何做工作。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量还比较小，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我们时常处于有理没处说、说了也传不开的被动境地。这个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他认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支撑基础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我们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而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他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条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立足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要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在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发声亮剑;要争取国际话语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用中国特色理论体系解读中国实践;要围绕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出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述方式，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伟大实践，响亮地传播了中国声音，展现了中国格局，揭示了中国价值，宣介了中国主张，体现了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国担当，打造了具有新时代气质的中国话语，初步形成了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34}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总结历史是为了使全党从历史进程中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大势，提高认识水平和辨别能力，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更加清醒、更加坚定地办好当前的事情。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严峻复杂，认真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始终坚持意识形态正确方向，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正确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4页。

②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成果可参见洪向华、杨润聪：《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当代中国与世界》2021年第2期;张雨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百年历史与经验》，《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4期;姜志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三重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吕志青：《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与经验》，《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高洪贵、崔明珠：《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百年历程与经验》，《黑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王凱丽、陈树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探索及经验启示》，《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7期;王丽光：《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重要论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张美君：《90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宣传的基本经验》，《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唐秀玲：《坚持人民利益标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经验》，《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等等。

③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77页。

④⑦《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435页。

⑤参见王一木：《多元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108页。

⑧{17}{24}{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162-163、312、314页。

⑨{18}《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6-97、228页。

⑩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军报》2013年12月8日。

{11}{31}{32}《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30、118、128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4页。

{13}参见傅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及其传播路径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页。

{19}《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

{20}{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5、33页。

{2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33}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2015年10月21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3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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